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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
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实力派”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立宪派”如出一辙，盖以为一国政经文教之优劣，
莫不应以战争胜负（或富庶程度）来验证；战胜国之政经文教，无不佳者，俱应奉行“拿来主义”，袭用不疑，而对本
国固有传统及实际情况之优劣得失，则无暇检讨。这种思路，较诸“洋务运动”——道光末期以来，仅限于“师夷之长
技”而绝不考虑变更根本制度的思路，似为大大进步。但是，二者俱未能在制度引进的本土化方面多加留意，则淮橘为
枳、画虎类狗的风险必然存在。当然，苛责前人并无必要；局外论事，贵得其情，後人述往，贵知其要。我们且看当时
诸人因日俄战争之结果，而渲染出不得不立停科举的形势；因积弱已久之现状，而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虽可谓狗
急跳墙，亦可谓墙倒众人推，然而，袁世凯固是枭雄，西太后又何尝不是解人？
自当时言之，满清覆灭、民国肇造之契机固在乎是；自後世观之，迄今犹未结束的百年现代化之契机亦在乎是。然
欲讲清楚这个“契机”，不得不先对科举制度的沿革及其在传统政治中的作用稍作介绍。
废除科举的教训（2 ）
程序正义通俗地说，科，指考试科目的科；举，是举用人才的举；科举制度，则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
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有广义、狭义二种说法。狭义的科举，谓自隋代设进士科，历经唐、宋之修正，迄于明、清而完备
的考试制度。广义的科举，则谓东汉（章帝、献帝）时已经出现科举的萌芽，尔後经历了魏、晋九品中正制的“插曲”，
因积弊太深，乃在隋、唐时以诗、文进行考试，方形成科举制度（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569…72页）。
中国最後一个“探花”——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一甲第三名——商衍鎏，曾对科举制度作扼要总
结：“自汉至隋，轻于文字而重于选举。自隋、唐至宋，重在考试而不核行能。自宋神宗後，专以进士为贵，降至于明、
清，守之而勿失”（《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序例》）。由此可知，中国二千年来选拔人才有一个趋势，最初，注重候选
者的品行、声誉（汉代举孝廉，分四科，以“德行志节”居首），衍变至末期，则一篇短文定终身（清代，八股文限定
字数为七百）。若自理想主义层面评论这个趋势，必曰每况愈下；然自现实主义层面检讨，则不妨说，科举制度的嬗变
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以品行、声誉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立法之意固然不错，无奈，执行起来实在无法客观。孔子在家乡，也不过是邻
居眼里的“东家邱”，他若碰上郡国选举，能否被推举，委实难知；魏、晋时实行九品中正制，自下而上，层层推举，
选出来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所谓“王、谢”世家的子弟，出身于寒门庶族者，无与焉。今人都知道，起点公平确难实
现，惟可寄托者，在于程序正义。汉代的郡国选举，魏、晋的九品中正，虽都强调自下而上的选拔，相信“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但是，却未考虑到“群众”最易受俗论的蒙蔽，最易被强权所压制，由“群众”来“为国抡才”，滞碍最
甚，掣肘最多，实在不具程序正义。反之，自上而下的统一考试，不分富贵贫贱，惟成绩是尚，却能最有效的保持程序
正义。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这句话，准确把握了时代精神，亦可视作程序正义的“制度化”。同时，中国官僚制度的“现代化”亦告完成，而且，
引进这种“现代化”成果还令朝鲜、日本乃至英国受益。孙中山遍考欧美各国政治，回国演讲，尝说：“英国行考试制
度最早，美国行考试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1921
年，《五权宪法》）。西人，如伏尔泰（法）、马礼逊（英）、杜兰（美）等，亦尝赞美科举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
（MaxWeber）更从学理层面探讨，谓科举制度使被统治者在专制国家趋向平等，堪称“消极的民主化”（passivedemocratization，
余英时译）。
因此，我们才说，二千年科举制度的嬗变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是，科举制度终被废革。难道，早在一百年前，科
举制度便因本身的“现代性”作茧自缚，便已不合时趋，不得不被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冲溃？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么？
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得使用“杠杆”理论。
神奇杠杆科举制度的本质，若单以唐太宗名言“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而论，则不过是一种笼络人才、销磨士气、缓
解内部矛盾的政治手腕。然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唐太宗过于强调科举制度对统治者的益处，而对科举制度的本质及其
与传统政治的深层联系认识不够，其言似是而非。窃谓王亚南以“杠杆”比喻科举制度，能得其要，他说：“科举制像
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做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96页）；按，王氏认为支撑传统中国的“杠杆”有两根，科举以外，则为两税制。以王氏
此论与前揭韦伯的评价合而观之，不仅对科举制度，甚而对作为“官僚帝国社会”（韦伯语）的传统中国，我们将获得
一种深刻认识。“封建社会”此一术语并不适用于秦、汉至清的中国，传统中国具有“帝国”特征，逐渐成为共识；而
具有内部弹性、赖以维持“帝国”长期运作的制度核心，则是科举。然谓科举既是支撑帝国的“杆杠”，又是帝国的
“构成部分”，此喻似凿枘难合。但是，我们若将科举制度与“士以天下为己任”联系起来，此喻之妙味就体现出来了。
天下，是谁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天下是人民的，所谓“十亿神州尽舜尧”。但是，在“帝国”时代，天下只可
能是天子一人的，否则，就不是帝国，而是共和国了。不过，以天下之大，单靠天子一人，是没办法统治的，于是，选
谁来“共治”天下，便是身为天子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帝王曾挑选、倚重过各类人马，如外戚，如宦官，如佞幸，然史
有明鉴，此类人众俱属治国不足、肇乱有馀，惟有倚重读书人、士大夫的时候，天下方称乂安。是否因史书都由读书人
编纂，利用话语霸权，故意贬低其他集团，抬高自己身份？似不尽然。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最瞧不起读书人，未得天
下，即有“溺儒冠”的恶习，既得天下，更有“乃公马上得之（指天下），安事《诗》、《书》”的狂言。但是，登基
不久，他对读书人的态度便来了个大转弯，诏曰：“贤人已与我共平之（指天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
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这道诏书，固然是汉代选举制度的滥觞，也为接下来二千
年的历史定下基调。诏书中的“贤士大夫”，自然指读书人。然而，战国时代的“士”，“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
（顾颉刚语），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倾人城倾人国者不知凡幾，时称“游士”。待到天下一统，再不妥善安置这些
“游士”，令其尽快转变为“贤士大夫”，君主专制的国家安全实在堪虞，因此，刘邦才会发出邀请，请“从我游”，
并许以“尊显”。于是，才会有科举的制度设计，让“贤士大夫”尽为我用，不致成为国家的隐患。不论如何本领高强
的人，他只要有一丝入世之心，便不得不参与这个游戏。偶有游戏水平不够，愤而搅局，所谓“秀才造反”者，结局无
一例外，都是“十年不成”，如黄巢，如洪秀全。所以然之故，无非在于科举制度的包容性极大，团结了有能力造反的
绝大多数，足以对付极少数的反抗者。历史学家雷海宗尝对此现象作精辟评论：贵族制度解体後的中国社会（自汉代开
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天下太平，士大夫掌权；天下大乱，则流氓得势。可叹的是，
“流氓集团”侥幸造反成功，如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