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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
7月26日，毛泽东干脆下了这样的断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 ※ ※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帮秀才。有个外国人曾这样形
容说：“江青是毛泽东的探雷器。”在文革发动初期，情况确实如此。
江青最初是在毛泽东身边吹耳边风，引起毛泽东对某个问题的重视。然后，江青、
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搞一些社会调查，情况反馈回来，再由毛泽东综合分析，
并作出具体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在公众场合讲话，从此指导和推动文化大革
命向纵深发展。
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是采取这种办法。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康生传达了毛泽
东的意见，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当时，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否定工作组，刘少奇有些不服，他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
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
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蛮横地顶撞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
压群众运动！”
陈伯达操着难懂的福建话，大骂对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
院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总之，工作组里没有一个好人。
一贯沉稳冷静的邓小平被激怒了，猛然拍案而起：“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就在这天的会议上，江青提着个黑色皮包，悄悄走进会场，在无人注意的记录席上
落坐。会议还没结束，她又象来时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踮着脚，悄然离去……。
这一切，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当然都一一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
于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恼怒又增添了一分。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从7月22日起，江青、陈伯达等人去北大、清华等院校调查情况，
搜集有关运动的材料。
演员出身的江青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就在毛泽东明确表示“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7月25日晚，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
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进行揭发批判。
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丛中，颇有校园诗意。天气闷热，比天气更加闷热的是让人透
不过气来的政治空气。江青登上一个高台，她的两边，分别站着康生和陈伯达。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站在麦克风前大声说，她尖细的声音在浮躁的夜空
中颤抖，响应这尖细的声音的，是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江青的情绪在欢呼声口号声中激动起来。然而江青接下来的表演，却是任何名导演
都不敢相信的一个场景。
江青说，她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到校园，是与毛岸青之妻韶华辩论来了。“他妈的
是个政治骗子！韶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的同他发生性关系的，是骗他和她结婚的。”
说着说着，江青又一次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
承认。”
江青这一番话，使刚才热血沸腾的学生们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伟大的文化大革
命怎么忽然间变成了一场纠缠不清的婆媳之战。站在江青旁边的康生、陈伯达也觉得有
些尴尬。
陈伯达有意识地走到江青跟前，想提醒她别把话题扯远了。江青却视而不见，又转
而攻击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刘松林是韶华的姐姐。江青把家事和文化大革命牵强附会
地扯在一起，确实是一幕不大不小的闹剧。陈伯达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这
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水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十年来我一直受
着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
麦克风把中国第一夫人的声音真实地扩散到在场的上万人的耳朵里，像一幕荒诞电
影中的镜头。
当然这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江青“控诉”完毕之后，由康生继续讲话，康生在台上大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
组也没派。”实际上这话是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捅向了社会。红卫兵们如梦初醒，毛泽东
没派工作组？原来中央内部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有斗争？
最后是陈伯达发言，他说：“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
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
顿时，台下群情激奋，雀跃欢呼。受到压制的红卫兵终于拨开云雾见到了太阳，一
种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涌动。当场有不少红卫兵激动地哭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 ※ ※
在中央文革小组频频找机会接触红卫兵的同时，红卫兵也在向中央文革小组迅速靠
拢。在他们看来，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司令部的人，代表的是毛泽东的声音。有中央
文革小组的支持，就等于有毛泽东的支持。还有什么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更加幸福、更
加让人激动兴奋的呢？
在清华园里，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学生针对工作组长叶林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叶
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大字报热嘲冷讽，将造反派和工作组以及“保皇派”的冲
突推向白热化。“保皇派”学生在群众大会上发动了反击，其代表人物是刘少奇的女儿。
在激烈的唇枪舌箭中她脱口而出：“我母亲也认为工作组是正确的。”
她的母亲是身份显赫的王光美。
后台一个电话要过去，王光美匆匆赶到。王光美在这种场合露面，自然加强了“保
皇派”的地位和份量。但是造反的学生们不甘示弱，决心战斗到底，并且把目标直指
“保皇派”背后的“黑保护伞”。局势迅速恶化。蒯大富被关了起来，他以绝食进行反
抗斗争。
蒯大富被关押的消息是压在中央文革小组心上的一块石头，要利用红卫兵反工作组，
必须首先放出蒯大富。否则，红卫兵心有余悸。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年
轻成员关锋、王力赶赴清华大学，看望被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
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7月2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渴望得到最高统帅支持的清华附中
红卫兵们想出了一个高招。他们把那三篇颇有影响的“三论”大字报底稿交给了到会的
江青，请她转交给毛泽东。江青扶扶眼镜，点着头说：“红卫兵小将的要求我一定办到。”
之后，这几篇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底稿很快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通过调查和搜集材料，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错误”已心中有底，在党的高层，打击
异已的行动正在孕育中。
※ ※ ※
在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的联合反击下，工作组节节溃退。可是刘少奇依
然不愿撤离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的看法，并作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的结论。
刘少奇认为，工作组一种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另一种是当官做老
爷，脱离群众；第三种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如此猛烈，依靠
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
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
这样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和毛泽东背道而驰的。
到了7月27日，撤工作组已成定势，工作组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只漏船，眼看即将沉
没。刘少奇仍然找到康生，要求单独谈话。刘少奇深知康生已成为毛泽东眼中的“红秀
才”，但是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还是坚持说：“不是。”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