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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矛盾的幸存东西：一个导游电话。我想要说，一个像电话那样的圆筒子东西，但是，如果你往上拉，就会有一个声音向你解说，把你的任何激情都一扫而光，把任何魅力都化为灰烬，使得对那个地方的哪怕是最小可能产生的热情也化为乌有。但是它解说。好吧，在一个角落里有那么一个导游电话，那上面全是白色的灰尘。而我想到，在那个吊着的、中断了的、没有人在的世界里听到了那个声音，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像是在掉到湖底的一辆汽车里的收音机那样的一种声音。我会把世界上所有的硬币都放进去，以便让它说话，那是值得的。什么呀，显而易见，那是关掉了的。整个周围就是黑暗、乔托和肃静。是一直在那里的、受伤了但是还活着的大教堂，给了你一种奇怪的感觉。而如果你想要描绘这种感觉，那么你只会想到：病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头上乱七八糟的头发，最白的手，他们的眼睛有点看着你，对你微笑着，但是从窗户进来的光使他们觉得不舒服，而那个收音机，劳驾，你把它放低点声音？就是这样一类东西。
最后，我又往后回来了，还是走在那些床垫子上，我一直走到我去那里要做这样一件事情的地方：我走到了一幅向鸟儿们布道的壁画下面。那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消防警察客气地通知我，向我说明正是在那上面砖头就像花边一样。而我在那里正是为了这个。检查一下待在那里是不是好。那个壁画。因为那不是一幅壁画，而是一个象征。
我多年来不曾有过一点最小的怀疑：有一天圣方济各向鸟儿们布道，那些鸟儿在那里听他讲，只有当他结束了讲话并向鸟儿们祝福的时候，鸟儿们才飞走。我觉得对于能够写出《创造物的赞美歌》的一个人来说，这是绝对合理的事情。后来有一天我读了一本书（基阿拉·弗鲁戈尼所著《一个人的生活：阿西西的方济各》），我发现大概事情并非确实如此。那本书说，在那个时候，严禁世俗人员布道。方济各那时是世俗人员，他遵守规则。他一直到罗马去找教皇，要求获得让他及其他修士们布道的特别许可。请注意，正是在那次旅行中发生向鸟儿们布道的故事。而如果读一读当时的新闻纪事，那么那些鸟儿都有确切的名字：鸽子、乌鸦、灰雀……而如果你研究一下中世纪的肖像学，那么你就会发现，那些鸟中的每一种在字面上都是某种社会形象的象征。于是，通情达理地想到的就是，所发生的事情是比人们所以为的更加具有破坏性而更少具有诗意的一种奇迹：一个人，不是一位牧师，在路上停下来，开始向穷人（鸽子、乌鸦、灰雀）布道。人们也停下来。到某个时候甚至开始来了一些先生（新闻纪事说，当时还有秃鹫和一些猛禽），大家都被那个人和他的话所打动。虽然这一切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发生了：他们要讲述这件事，为此他们要找到一种方式使用属于他们的文明的暗语。
那么，有人要问：怎么回事，像我们的文明那样的一种受过启蒙而明智的文明，后面还带着像向鸟儿们布道的故事那样的一种故事，而没有揭穿它，不记得需要讨论它呢？回答：乔托。那本书说，在方济各死后，曾流行着关于他的生活的数以百计的新闻纪事。由于这个神话在发展，异端的危险就在那个角落后面。于是方济各总会决定，最好还是把故事固定在一个正式的、权威的、勿庸争议的版本上。1266年决定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圣方济各的故事，就是由博纳文图拉在《最大的传奇》中所写的那个故事。其他所有故事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不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发现，我们就会对其一无所知。现在，那个故事就是乔托在那个大教堂里讲述的故事。说穿了，那个大教堂是一个明智的中间选择，以大家都能读懂的一种语言和一本书不可能具有的戏剧性，加之以一个特殊的故事，并消灭所有其他故事。他们选得好，乔托似乎就是为了做那种事情的人。他使用天才的透视画法，突破了他的想像，给世界看到某些东西在当时应当看来是潜在真理一类的勇敢行为。如果你产生一些怀疑，那么惊奇就会使你消除那些怀疑。
因此，那个大教堂，就是对一位世俗者来说，也是一种象征。而那幅带有方济各向那些无名的小鸟们弯腰的壁画，就是那种象征的概括。你看见一件东西，这件东西重复了数千次，给了所有叙事文学作家的职业一种意义：当他们有力量做这种职业的时候，那些故事传下去能够抓往事物真相的虚假东西。他从来没有做那事那没有关系，但是方济各是向鸟儿们布道的一个人。如果你注视那幅壁画，那么其异常的核心就在你的眼皮底下了。而如果写叙事文学作品的人能够通过美丽和戏剧性来使你忘记通情达理的小心谨慎，那么你只能感谢他。他确确实实地尽了其职。
我正好就是这样到了那里去感谢的。也就是说，去看看是否一切正常。一切都正常。那里在继续低声地讲述着那个故事。那里有地上铺的床垫、那种黑暗、埋掉一切的白色灰尘、头顶上使人害怕的那些裂缝、从来不停的地震，正是在那里面燃起失去生命的记忆。然而那个故事继续在讲述。声音软弱，但是你听得见那声音。
外面，大家都在护理这个大病号。数吨的吊车在空中旋转，普通的人们头戴安全帽，戴着太空焊工式的奇怪眼镜，做着相当奇迹般的事情。在修道院内，每一堵墙都有裂缝，损失的清单没有完。饭厅以其方式显得很热闹。一切都准备得很好，所有餐巾都叠成一个样，每三个位子就有一瓶矿泉水。在每个位置上杯子都翻过来扣在盘子上，一张很长的桌子，虽然贫穷但是完美，带有其正常年代所安排的那种协调。里面爆炸了，到处射出墙皮和灰沙。谁也没有再碰任何东西。就像一张唱片不转了那样。
外面，大教堂门前空地前面，有志愿者们已经开始在修建。他们是修复者。他们仔细翻查瓦砾，像淘金者那样，他们找到一些带颜色的小块，然后，慢慢地他们拼出了图案。许多塑料筐排在一起，像鱼市那样。只是在里面装的不是沙丁鱼和鱿鱼，而是由许许多多不起眼的小块重新拼起来的圣鲁菲诺的面孔，或者是装在玻璃纸小袋中的圣安东尼奥的手。在一个筐子里还有圣方济各，他的面孔。还差一点，正好差一些碎块。其中差一块，大小如同一只眼睛，而且正好就是圣方济各的左眼。它在正面大门上面数米高处。数世纪以来它就一直在那上面。而现在，在那里注视着你。好像你没法待在那里，你转过身就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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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女明星
用吉他射击的人
如此开始。数十名流浪者，挤在一节火车厢里。这里充满臭气、酒精味，漂亮的故事，乱打乱闹。这是一节货车厢。闭上眼睛就可以闻出味儿来。火车开向芝加哥，要通过四十年代的美国。青年人，老年人，什么都有。他们一直在不停地说话。即便是说他们，他们也说话。他们说：我们，从哪里来吗？在生活中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呢？然而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唱一首歌，歌词说：thistrainisboundforglory；这列火车走向光荣，thistrain；这列火车。他们就是这样，就是有这样一股热情。到了某个时候，有一个人爬到外面，一半在外面，吊在车厢边上，两只脚吊着，离地面一点，真像叫人害怕的一面旗子。当火车减速慢行时，他往下跳，跑着，飞跑中接过旁边递给他的小梯子，一级一级地往上爬，到了车厢顶上。风在吹，风景在走。那个人随身带着一把吉他。他弹拨了几个音符。在那上面，车厢顶上，有另外三个人。他们靠近他。他们看看天空，他们想：要下雨。这是新闻报道中所称的〃明尼苏达天空〃。云彩，然后是密布的云彩，然后是一阵大雨，洗刷了下面的一切。于是，那三个人中的一个人拿上他的毛衣，把它递给拿着吉他的那个人。他说：下雨会把它淋坏的。那个人把吉他套在那件毛衣里，仿佛是一个小孩子。于是，另一个人脱下自己的衬衣递给他。还有那第三个人也脱下他的衬衣，虽然他的衬衣脏了，那也没有关系。火车在倾盆大雨下奔驰，车顶上有那四位光着脊梁的人，还有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厚厚的衣服焐热了的一把吉他。如此开始。
带吉他的那个人是伍迪·格思里。他的自传体小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