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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于八个男人，并在他们家门前杀死其中五人。杜斯克·塔迪克，又叫〃杜莱〃，他嘴唇很薄，眼睛无神。他做笔记，显得安静。他不时地给他的辩护律师送去一张小纸条。一直到他被判有罪的时候，他都将是一个无罪之人。
围绕塔迪克，司法行动小心谨慎地、荒唐而庄严地缓慢进行着，仿佛一位勋爵在一家水晶商店里追逐一只老鼠，追逐的节奏取决于那一大串证人：上百名证人是指控被告的，五十来名证人是为被告辩护的。
尼哈德·哈斯基克是第二十四号证人，他是原告的证人，他是波斯尼亚的一位穆斯林。他讲话的时候两眼直视自己前方，两手搭在膝盖上，声音一直是一样的。他该是明白了，任何激情都无权进入那个大厅。他原来住在普里叶多尔，为电话公司挂电线。当塞尔维亚人到来的时候，广播电台说，大家都应当在窗户上挂上白旗，并交出武器。他这样做了。他们把他装在一辆大轿车里，把他拉到了奥马尔斯卡监狱营。在那里，他们每天一次给你一点儿稀汤，夜里你无法睡觉。因为那些人一直不停地叫名字，如果叫的是你的名字，你就得去，那就意味着永远消失了。白天那些人叫他们躺在柏油广场上，在烈日下，脸着地，一个挨着一个。哈斯基克说，在不同的两天里，他两次抬起眼光，看看塔迪克这位被告。在那里，在奥马尔斯卡，在柏油广场上。您肯定那人就是塔迪克吗？是的。他蓄着长胡子吗？我不记得了。您不记得他是否蓄着长胡子但是你肯定他就是塔迪克？是的。他在干什么？什么也没干。他站着吗？是的。他站着，什么也没有干吗？是的。司法行动缓慢，有时候以极为高尚的气派行动。塔迪克有一位辩护律师，名字叫弗拉迪米罗夫，是荷兰人，是那一行中的一位权威。国际法庭给他付钱，也就是我们给他付钱：每小时一百一十美元。他身穿灰色双排扣上衣，头戴像电影中那样的律师发套，袖口上别着金袖扣。
面对第二十四号证人的那带有菱形图案的凄惨的领带，他毫不客气，他说出了他该说的话。哈斯基克先生，塞尔维亚人把您的一切都带走了，您失去了住房和工作，他们杀害了您的亲人和朋友。哈斯基克先生，我相信您从来就没有在奥马尔斯卡见到过塔迪克。您只是想报仇，于是你捏造了一切。司法就这样高尚得要变得凶残。哈斯基克微露一丝笑意，并说了一句非常漂亮的话：〃我再没有什么好捏造了。〃
在听到对第二十五号证人萨乌德·希尔尼克的审问的时候，我算是看到并欣赏了这种司法的极端荒唐。此人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他也是被放逐到奥马尔斯卡。他讲到，有一天，在那监狱营里，他们对他说：你看那下面。他一看，那里有他的兄弟的尸体，躺在柏油路上。检察官请他站起来，走近大厅中间摆放的奥马尔斯卡监狱营的模型。您愿意指出您的兄弟的尸体当时所在的确切位置吗？希尔尼克指出那个位置。您愿意拿一个在那桌子上的黄色标记并放在您的兄弟的尸体当时所在的确切位置上吗？希尔尼克拿了标记并小心地把它插在正确的位置上。如果你想想，那简直令人难以容忍。你的兄弟，他们杀害了他，现在是一个标记。而你在那里，身着黑色套装，十分优雅，把它插在准确的位置上，要尽可能准确，以便让法庭能够明白。此后他们留住你一个小时，问你是怎么做的，躺在地上，在柏油路上，因太阳晒和饥饿而晕了。你也看见塔迪克这个被告，简单地就是看见他。只那么一会儿，他没做什么，他在那里，这我可以肯定，但是我不记得我是在胳臂上面还是下面用眼睛瞧了一下他，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躺着，但我不记得我的胳臂是怎么放的，也许我把胳臂放在头上，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看见他的，但是我看见了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讯问和反问，为了弄明白一个眼光。现在，必须想像它，那个战争和死人的整个大混乱，里面有唐手大师塔迪克的小小轨迹，里面还有他去奥马尔斯卡的那天，在那天里面又有某人看见他的那个确切时刻。一个虚无。而一个国际法庭在以人类的名义研究那个虚无。可谓荒唐，真的？极为荒唐。是那噪音在行走时造成乌托邦。也许他们将无法使塔迪克就范。而他们对姆拉迪克和卡拉季奇这一类重要人物则不会这样做，以免引起又一次战争的爆发。然而他们将继续在上午10时进入大厅，站着，开庭，坐下，然后走人。毫不留情。越强越荒唐。司法的步伐要以他们缓慢而不合乎逻辑的步伐，以免走到那复仇一触即发的地方。把他们作为一种象征，并说明，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判决，这并不是那么重要。如果能这样，该多好。然而，如果你看看他们在那里在没有噪音而只有风的一个城市里的那个像蒸笼一样的大厅里工作，他们没有培育理想的空气，如此而已。他们具有司法在拒绝忘记时所具有的那种冷冰冰的决心。但愿这不是真的，然而使你心里想到的就是：如果不制止他们的话，他们是不会停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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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
在男高音的日子里
你上去二十来级台阶，抬起头便看见了它：文布利体育场。在错误的一天里。没有一个球来付它钱，而绿色的草坪被一排排红色的小椅子所埋没。古希腊多里…加里福尼亚式的大公园：圆柱和棕榈树，都是塑料的。扩音器、放大器和超大银幕。不是足球的日子。这是三大男高音的日子，在这里，他们正在准备完成他们价值数十亿计的世界之行的第二站。卡莱拉斯、多明戈、帕瓦罗蒂。胜利之队没有变换。他们正确地换掉了守门员：在指挥台上没有梅塔（我想是因为不好意思），而是詹姆斯·列维内这位善良的美国司仪。在这里看到他并不令人奇怪，令人奇怪的是今年夏天在贝鲁士看见他在拳击场做事。你瞧，该明白了。无论如何，文布利正是他。像所有神秘人物那样，就近看他是亲切的。小老头儿，有点消瘦，过时了但还体面。要说一下：你抬起眼睛，在你和雨之间，你看见像当地酒吧走廊那种黄色波浪式的漂亮顶棚。到处都有为音乐迷制作的纪念品，而为了找到神秘的足迹，必须钻到你所不能到的地方，一直钻到一张照片前面。在那里我拍了照片。1923年文布利杯足球赛决赛首场比赛，波尔顿万德雷斯队对西汉姆联队，据消息报道，结果2∶0（英国式记分，你看多巧）。在中场圆圈里，双方队长握手。裁判在中间。我就是在那里拍了照片，因为他们称之为〃短黑上衣〃，因为那个人正好穿着一件上衣，农民的面孔，斜纹上衣，三个扣子，甚至显得优雅。下面是短裤头和难看的鞋子。真是一件杰作。那场比赛甚至有个名字，他们称之为〃白马〃，谁知道为什么。正是用这类传奇你构筑了神话：你也不要再用那波浪式顶棚来打倒那些神话。这正是由于神话也有点儿留在你身上，当音乐开始的时候，你所想的是：好像在斯卡拉歌剧院看见普拉蒂尼罚球。但是后来就过去了。于是开始表演。卡莱拉斯总是他那惯常的奇列阿，多明戈做在法国保留节目中漫游的先生，帕瓦罗蒂不在乎做先生，而突然出来一个漂亮的《乡村骑士》，母亲再见，慷慨的葡萄酒，等等，等等……连一刻钟都没有过，对歌剧世界的漂亮的贡献就这样结束了。再拿出点儿小的保留节目。突然急转直下来了一个斯塔尼斯劳·加斯塔尔当（说明一下，就是带有反复唱〃我想吻你的黑发〃的那段），又滑落到安德雷阿·比西奥的难忘的《风之歌》。真使人目瞪口呆，在世界上，只有帕瓦罗蒂能唱这支歌。且不说他可以用他那声音做他愿意做的事，他能够愉快地做到它，这种愉快使一切都变成了奇迹。他是这么一个人：当他唱〃风啊，风啊，请带我同你一起走〃的时候，在大银幕中，面对五万名听众，在任何人都梦想进球或者只是踢个乌龙球的那个体育场里，请相信，他不仅不害羞，而且还用眼睛来表现风在吹，风把他随身带走。人们如果不是热爱他的话，还能做什么呢？
①菲伦奇·莱哈尔（1870…1948），匈牙利音乐家译注。然后，三个人在一起，好像不可改变的剧本那样，开始了清炖大拼盘：来自世界的各种歌曲，这是人们所喜欢的一种东西。唱到一半《清澈的海》的时候，下起了倾盆大雨。你打开雨伞，你合上雨伞：没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