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这对演员夫妇家里，诺玛显然感受到了完全不同于伯兰德家的氛围。她看到他们非常勤奋地工作；空闲时则非常喜欢跳舞、唱歌、喝酒、打牌。诺玛一方面对这一切感到新奇和热情，长期以来的压抑和郁郁寡欢有所释放。而在另一方面，在伯兰德家中接受的严格的宗教教育却让她对这些充满了顾虑。她常常为他们祈祷：“上帝啊，可不要让他们下地狱！”
受到这对夫妇的职业影响，诺玛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常在早上将诺玛放在好莱坞电影放映厅的门口，有时是“埃及厅”、中国戏院或者其他别的什么放映厅的门口，随后他们去做他们的事。诺玛常常一个人先到“埃及厅”前，看看关在厅前笼子里的猴子，开心地逗它们；或者到中国戏院入口去看水泥地上，那些大明星留下的脚印。她会试着将自己穿着鞋的脚伸进去，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在这里留下脚印。
然后，她拿着10美分，等候着电影放映厅开门。在放映厅里，她常坐在第一排，津津有味地观看各种各样的电影。她在电影放映厅里一场接一场地看，常常是饿着肚子看，因为在放映厅里，她没有钱买饭吃。她记得，有一次她吵着要爸爸的时候，妈妈顺手拿过克拉克·盖博的照片对她说：“这就是你父亲”。曾有好长一段时间她都信以为真。而在电影放映厅里，她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克拉克·盖博，她多么希望这就是她的父亲。诺玛憧憬着被父亲宠爱的幸福生活。
然而不久，在这一年的秋天，葛蕾蒂丝突然收到一封信，信上说，她并不熟悉的外祖父，在经济大萧条和破产的双重打击下，自缢身亡。葛蕾蒂丝看了这封信之后，心神恍惚，精神忧郁症复发了。这也并不奇怪，她的双亲都死于癫狂症，而现在，外祖父也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使得她感到自己也很难幸免。她变得烦躁，在房子里大踏步地走来走去，大声朗读《圣经》，还不停地哭泣。
几星期后，医生给葛蕾蒂丝看病，而且开了药，但是她拒绝服用。由于表现出明显的精神抑郁的症状，1934年葛蕾蒂丝被送到圣莫尼卡的一家疗养院里。在那里，她按照医嘱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渐渐地，她变得不大讲话，身体也每况愈下。就这样，诺玛和母亲的惟一一段共同生活的时光就这样匆匆结束了。那对英国兼职演员夫妇也回国了，她又重新成了一个孤儿。
母亲的一位好友，格雷斯·麦琪·戈达德担当起了照顾小诺玛的责任。在医院开具了葛蕾蒂丝患精神病的证明之后，格雷斯取得了诺玛的监护权。还没做过母亲的格雷斯，充分发挥作为一个女人的丰富想像力。她给诺玛用印花棉布缝制新衣，并给她烫卷发。她经常对着自己的杰作———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诺玛说：
“诺玛，你长大以后一定是一个大明星。”
“格雷斯喜欢而且爱护她。”诺玛的一位同事后来回忆。格雷斯也喜欢电影，她让她的朋友在每周六电影摄影棚关门前的一小时，将诺玛带进去玩。格雷斯对她说：
“别担心，诺玛，你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一个电影明星！”
格雷斯非常崇拜20世纪的电影红星简·哈洛，因此梦露后来说：“……因为这样，简·哈洛是我的偶像。”
不久，格雷斯爱上了一个比她小10岁的男人，欧文·西里曼·戈达德。他是一个替身演员，是一位有着三个女儿的父亲。格雷斯在1935年结婚了，由于经济拮据，她不得不将诺玛·简安置到孤儿院里。
第一部分第一章 童年（3）
三、孤儿院
从1935年9月到1937年6月，接近两年的时间里，诺玛·简都呆在孤儿院里。尽管格雷斯常常去看她，带她去看电影，买衣服，甚至还教她如何化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弥补孤儿院给她的创伤。
1935年9月13日，诺玛·简被送到洛杉矶孤儿院，居住号是3463。在孤儿院里，诺玛·简饱尝了生活的辛酸。
对于孤儿院里的生活，长大后的梦露曾对人说：“我知道，有人认为孤儿院并不那么可怕。我也知道，这类收容孩子的地方后来有了很大变化，现在或许已经不那么阴森了……但即使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孤儿院，也仍旧是孤儿院。”她在孤儿院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刚到孤儿院时，她住在放有25张床的宿舍里，按照孤儿院的规定，住在这间宿舍的孩子，如果表现好，就可以往上挪，从1号床依次升到25号床。因此25号床也就成了“荣誉床”。睡在25号床的孩子便有希望到另一间床放得少一些的宿舍去住。
诺玛曾经凭着自己的乖巧和懂事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换到床位较少的房间去。有一天早上，诺玛起床晚了。她在床上飞快地系鞋带，然而舍监还是等得不耐烦了，朝她高声吼道：
“滚回25号床去！”
孤儿院的孩子们每天早晨6：00起床，去上学之前，要完成所有应该做的杂事。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个柜子，他们要按照要求将它们擦拭干净、一尘不染。如果有关机构来检查，哪个孩子的东西没有收拾干净，他将得到十分严厉的惩罚。
诺玛是个勤快的小姑娘。她常常在每天上学之前，打扫宿舍———挪动床位、扫地、掸灰尘；或是去打扫浴室———她愿意去打扫那里，因为活计简单，只是用拖把拖地面，而那里的尘土又不多。除此之外，她还要和其他孩子在星期日去厨房帮忙，主要是刷洗器皿———100个孩子使用的盘子、汤匙、叉子和铁杯子。
因为在厨房干的活比较重，诺玛再干完这些活之后，可以挣到零花钱———每月5美分。但如果星期日有课，需要去学校，就少挣1美分。这样算来，一个月有四个星期日，到月底还能剩1美分。诺玛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将剩余的1美分攒起来，到圣诞节的时候，就用这点积蓄，给最好的朋友买件小小的礼物。
每到晚上，孤单的诺玛就感到非常害怕，她害怕黑森森的夜，害怕摇晃的树影、凄惨的猫叫。在同伴酣畅的睡觉声中，她常常一个人睁大眼睛，拼命擦拭从眼角不断往外涌出的泪水。她站到宿舍的窗前，看着远处房顶上闪烁的“雷电华电影公司”的霓虹灯广告牌，期盼着妈妈来接她回家。
若干年后，长大成人的诺玛———大明星梦露到雷电华电影公司拍摄《夜晚的撞击》时，曾在寂静的夜里爬上屋顶，为的是看看她曾经住过的孤儿院———在她童年梦魇中的孤儿院！但多年过去，许多高楼大厦建起来，阻挡住了梦露回望童年的视线。
1935年的圣诞节，非常想念妈妈的诺玛给自己从孤儿院外面寄来一张明信片，署名是“爸爸、妈妈”，这遭到了孤儿院里的孩子们的哄笑，他们大声对她喊：
“你是孤儿，根本没有爸妈！”
“我有，我有妈妈！也有爸爸，我爸爸是克拉克·盖博！”她不理会孩子们的嘲笑，大声反驳。
梦露回忆说：“世界对我展现了它冷酷的本质，我不得不伪装，以便———我不知道———去堵住这种冷酷。整个世界里所有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对我来说已经关闭了（我自己有这种感觉）。我能做的全部只是幻想着任何可能的‘假装游戏’。”这其中的一切滋味，恐怕只有梦露自己才能体会吧。
这一段经历对玛丽莲·梦露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以至于在她逝世前一年———1961年，访问墨西哥儿童院的时候触景生情，忍不住失声恸哭，并向儿童福利部门捐赠了一笔为数不小的款项，她动情地对人们说：
“我在孤儿院住过，知道饿肚子的滋味。”
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但诺玛的身体长得很快。9岁时，她身高就已经达到163cm，比其他同龄的孩子高得多，总会被别人误认为已经年满14岁。但是她很瘦，稚气而俊俏，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和长长的睫毛。这个小姑娘在别人眼中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孤儿院的女院长慈祥和蔼。她非常喜欢诺玛，经常把她叫到办公室去聊天。她说：
“诺玛，你的皮肤很好看，可是太亮了。来，我给你擦点粉吧。”说着，院长就把诺玛拉过来，把自己的香粉扑在小诺玛的脸上。
“这样就更好看了，孩子。你真像个明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