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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人总是依据时势和别人的爱憎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深藏起来，等待时机捞取利益。小人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对于小人善于作伪的这一本性我们怎样表达自己的气急与恼恨都不为过，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实在是耳闻目睹了太多这样的实例，我们自己也常常深受其害。往往，你身边最为信赖的朋友恰恰是一直深藏不露准备利用你、陷害你的死敌，当你被这样的“朋友”一脚踩在脚下时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沉重的打击？更何况在某些时候小人分明是利用了你、祸害了你却还能让你认不清面目、抓不住把柄因而发脾气都找不到对象。由此看来对于小人伪装的本性确实应当好好研究一番。
小人案例之十六：1958年对于张春桥来说可算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他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其实，早在这之前张春桥就已经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凭着一支生花妙笔今天批这个，明天驳那个，颇有一些威风。只不过发表这些文章时张春桥总是用各种化名署名。什么“何泽”、“子执”之类，因此他本人的名字倒还算不上广为人知。
这一时期张春桥的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人们戏称“不管部部长”，意指这是个虽没有多大权力但也安闲的职位。不过对于上海市市长柯庆施而言，张春桥乃是他作重大决策的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因为张文笔好，理论能力强，对于国家领导人的最新指示领会得准确迅速，这样的人才，当然十分难得。而张春桥每次发表文章，事先也总要请柯庆施指点，依靠柯庆施这棵大树，张春桥在上海这块地方虽藏匿较深，却可以轻易掀起风浪。
张春桥将自己伪装成默默无闻的“不管部部长”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很得柯庆施的信任，而柯乃是上海这块地方最牢靠的大树，他断不能因轻举妄动、风头太劲而失去这个依靠；另一方面，这个“政策调研室主任”的身份很便于他掌握和研究党中央、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这种研究的成果不仅服务于柯庆施在党代会上的各种发言和报告，而且直接服务于他自己在理论领域的“建树。”
张春桥深深知道，他张春桥要真正走出上海出人头地，能否吃透伟大领袖的“思想”至关重要。为此张春桥特别注意柯庆施每次去中央开会带回来的“最新指示”，往往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到晚上就反反复复地研究这些言论。终于，他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例如他从毛泽东的多次讲话中揣摩到了主席对于现今八级工资制的异议和对于红军时期供给制的怀念。摸准了这个思想脉络，他数易其稿，终于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张春桥深知这篇文章意义的重大，正是引起中央重视的绝好时机。于是，他第一次揭开了蒙在脸上的神秘面纱，端端正正的署上了“张春桥”的大名。
很快，这篇文章在《解放》杂志上发表，并迅速寄到了毛泽东手上。毛读罢大加赞赏，指令《人民日报》转发，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不仅在上海名声大振，而且引起了毛泽东和全中国的注意，为他以后“飞上枝头成凤凰”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张春桥自己十分清楚，他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力量，因此必须暂时依靠象柯庆施这样的靠山。既然柯庆施喜欢拿他当秘书使唤，那他就干脆老老实实地作他的“政策调研员”，把柯最为欣赏的一面拿出来，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起来，连发表文章也从不用真名，可谓一时一刻不松懈，作伪到家。而一旦机会来临，他自然不会再甘心作隐士、专为他人做嫁衣了，而是毫不犹豫地踩着别人的肩膀爬上去，绝不会有一丝的胆怯或羞赧。总之，像张春桥这样的小人不论在别人面前呈现出什么样的形象，都是他依据时势和别人的好恶作弄出来的，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遮掩面目的，具有不折不扣的虚伪性。
（2）小人总是找合理的、符合公共道德规范的借口来掩盖动机、遮羞蔽丑。为了达到目的，小人不仅要时时作出“君子”的气度，而且还要时刻为自己的种种作为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为不经意出现的漏洞，遗下的把柄编织搪塞的谎言。一般的人在偶尔撒谎之前总要经历一些或大或小的思想斗争，撒谎之后也常常会因为道义的谴责而久久不安，而小人撒谎却可以达到脸不红、心不跳、脱口而出而又教不能不信的境界。这就像一种名叫负鼠的动物，一旦遭天敌追杀就会发自本能的迅速作出僵死之状，骗过不食腐肉的敌人，而后一跃而起溜之大吉。小人靠欺骗来自我保护也差不多达到了同样的本能状态。
小人案例之十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军阀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当时日军正沿着平绥路节节进逼，阎锡山慌忙派61军李服膺部10l师守天镇，200旅守阳高。这个李服膺是个贪生怕死之辈，日军刚一进犯天镇城东的盘山，就下令弃城而逃。天镇被日军不战而占，无异于给整个儿山西守区捅了一个大洞，其余晋军都被迫撤退，把雁北地区拱手让给了日军。阎锡山的不抵抗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一时间舆论哗然，声讨激烈。
阎锡山知道自己是犯了众怒，在舆论上下不来台，心里也有些烦恼。但他非常清楚雁北沦陷绝不仅仅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要说最大的祸首，应当追究到蒋委员长的不抵抗政策那里去，他阎锡山也不愿把原本姓阎的山西地盘全部给日本鬼子占领，但是他得听蒋委员长的，这有什么办法？只是目前民怨沸腾，他这个司令长官威望大跌，说什么也得想些办法才成。想来想去，他决定采取“借人头平民愤”的办法，而这个“人头”就非李服膺莫属了。很快，李服膺被押赴太原司令部，由阎锡山亲自审问。只见阎锡山煞有介事地厉声问道：“你这个民族败类，为什么不抵抗就逃跑？”李服膺连喊冤枉，声称：“我是奉命撤军，罪不在我！”阎锡山害怕李把接到司令部撤军命令的实情说出来，立刻沉下脸训道：“你还敢狡辩！想当初我一路提拔你做了军长，你却拿这样的败仗来回报我，你对不起我也就算了，你对得起千千万万山西同胞吗？！”越说越怒，一挥手示意执法士兵将李服膺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阎锡山以抗战长官之名行不抵抗之实，却还可以“义愤填膺”地骂部下为“民族败类”，小人的脸皮之厚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既然把脸皮堆厚堂而皇之地撒几套不露形迹的谎言，就可以使“君子”的美名得以维系，小人又何乐而不为呢。小人要伪装，就离不开谎言，谎言之于小人就像一日三餐之于我们正常人一样不可或缺，甚至小人的谎言比餐桌上的饭食还要色味俱全、佐料丰富，小则障人耳目，大则欺世盗名，简直成了小人在正直人群中行走的无往而不利的宝剑。小人精于伪装的本性通过谎言得到了最为直接和充分的展现，小人也正是靠着一张由谎言、假笑和种种远离诚实的伎俩编织起来的伪善的面具赢得了在竞争中毫无公平可言的优势地位，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这是可鄙的，同时也是值得警惕和注意的。
7。小人没有道德负担
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向伪装很深的小人一旦抓住机会有所作为，那作为往往是令一般人触目惊心的。面对小人做事的方式及其引发的后果，我们惊诧、愤怒之余往往也会伴有深深的不解：“这些人竟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难道他们自己的良心就不会谴责他们吗？难道他们得逞之后就能够浑若无事心安理得吗？”然而，这样的疑问对于小人而言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道德负担，自然也就不存在良心谴责与否的问题。如果说人们能够成就多大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排除外界对他的限制和约束的话，那么小人能够将在正常人看来至关重要的道义原则轻易地抛之身外，则在面对社会、面对他所渴望的种种利益时小人自然多出了不少的自由和轻装上阵的爽利，而这也就成为小人成事的又一大内在优势。
（1）道德的缺失使小人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常常会做出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不合规范、不合常情的行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