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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认为作为两个单位，要相互信任，要有个职业道德。进书，不说送货上门，也完全可以做到多退少补，两边都满意。我当时就说，要不考虑这些，我宁可把那些书当废纸卖了。当时我算了算，多的书价值２２００多元。我就说，中间快两年了，想不到有这个机会，他书店出了错。要不是这，他们还不会认账。
按说我去新华书店进书，又不是个体书商，有些出入两下商量解决那咋不行？其他行业，“铁老大”现在不“铁”了，邮电部门也不“牛”了，新华书店为啥不能改一改？你书店的人主要靠学生的课本来养活，对学校还那样“牛”。如果允许学校自行进书，我相信，不会有几所学校进你新华书店的门，到那时，看你新华书店还能养活几个人！
（记录：郝太斌）
第一卷他们叫我【日记精】
胡福田，男，４７岁
新郑市城关镇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７月７日
要说写日记这事，还得感谢我的老师王希恕。
１９６２年，“低标准”刚过，我考上了当时当地很有名气的长葛二中，王希恕教我们语文。他家庭出身不好，自己一条腿还有毛病，可他教学很认真，对学生很负责，所以学生都很爱戴他。那一年的中秋，我因为家离得远，没回去，晚上就和王老师一块儿在月光下漫步。王老师知道我家里人口多，生活艰苦，就对我说：“不和人家比吃，不和人家比穿，要比，就只和人家比学习！”这话对我触动很大，一下儿诱发了我把它记下来的冲动。回去后，我把王老师的话原原本本记了下来，结果，这就成了我的第一篇日记和以后写日记的开端。
说起来，我写日记的目的也很单纯，一是为了陶冶情操，二是为了派遣情绪。要说这种个人化的行为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还是多多少少给自个儿惹了些麻烦。
第一次是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当时我已经在郑州大学附中上高中了。那时兴同学们互查日记，有人看了我的日记，说我有单纯升学思想，就给我扣了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第二次是１９６９年春节前后，我已经从学校回长葛老家务农了。你可能知道，农村家族矛盾很严重，再加上村霸作恶，群众都过得灰头土脸的。我心里有气，就私下提他们的意见。他们听说了，但没抓住我的证据，就逼我交出日记。我一想，这日记可是白纸黑字的事，真要治我，不“坑儒”也得“焚书”啊。硬顶着不交，肯定不行。我就赶紧想法儿，把１０来本日记偷偷转移到当时的新郑县我姑的家里。
在返乡的两年里，我在日记中记录了劳动的乐趣，同时也流露出对某些基层干部为非作歹的愤慨。那些人清楚我的思想，可就是抓不着治我的把柄，对我是既无奈又嫌碍眼，到了１９７２年冬天，干脆让我去当兵，这才把我打发走了。
到了部队，写日记也有了新内容，新兵生活、军营感受写了好一阵儿。再后来就写读《毛选》的心得体会，或是又读了从第几页至第几页等等，时代烙印倒是非常明显。从部队回来后，接着就是教学，上学，再教学，前后３６年了，日记从未中断过，偶然一两天没记，回头也一定要补记，心里才算消停。
１９６８年冬天，“红卫兵”大串连，我们班有３２个同学也搞了一次“长征”，从郑州沿京广铁路步行去长沙。这段路坐火车１０来个小时就到了，走路就是另一说了，可对写日记来说，真是有写不完的东西。每天，见到一副好对联，或碰上一件新鲜事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都要记下来，一句歇后语、一个笑话也不放过，都有点像采风了。当时我是队长，每天打前站，给同学们安排食宿。在湖北广水那一天，我不知咋了走在后面，赶了一天也没赶上。晚上我在广水的“红卫兵”接待站才找到同学们，他们已经睡下了。可这一天当中这么多见闻，我总得记下来呀，我就用书遮住灯光开始记日记，在灯旁边的何崇乐还没睡着，见我走了一天，这会儿还遮遮掩掩地写日记，忍不住对我叹气：“唉，你可真是个‘日记精’！”“日记精”就这么让他们叫开了。
他们既然叫我“日记精”，我就不能只背个虚名。从我小孩上小学三年级那会儿，我就辅导他们写日记，一儿一女到现在也都坚持写日记。我爱人也是教师，她受我的影响，也时不时写点东西，在报纸上也发表过。我还要求学生们都写日记，并与陕西《青少年日记》杂志建立了联系。学生们得益于写日记的文字训练，毕业后不少人进了机关办公室，从事文秘或公关工作，有一些还是新郑市“三台一报“的特约通讯员。
我的那些日记本，真算是“规格齐全”，啥本子都有：软面抄，塑皮本，工作笔记，旧作业本。知青返乡那会儿，连个本儿都买不起，我就把几本没用完的作业的空页凑在一起，用旧报纸当封面，针线一绱就用了起来。那些本子现在平排放着不显眼，要是摞起来，只怕都快一米高了。
王希恕老师真是好人，没他就没我这５２本日记。他家是尉氏县的，教我们的时候就是党员，才３０岁出头，到现在也就是６０多岁吧。好多年没见他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记录：陈如陵）
第一卷那些日子可真不容易
王霞，女，３０岁
商丘市梁园区平台镇杨庄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１日
我嘛，是从１９８５年开始教学，当时是民师。干了几年，到１９９３年通过考试转成公办。但学历不够，当年９月又去商丘县教师进修学校进修，时间是两年。我感觉，这两年真是我干教师以来最苦的两年。
当时孩子还小，正吃着奶，撒不开手。加上经济条件差，上学还得左右借钱。后来想想还得上，就走读吧。家离学校有十四五里路，学校纪律又严，缺一节课要罚５毛钱，我就每天早早去，到晚上６点多一放学就赶紧往家赶，最晚的时候是９点钟才到家。
去上学的时候虽然已转成公办，但进修期间只能拿民师的工资，一个月６０块。我不敢乱花１分钱，从来不舍得上街吃顿饭，每天中午吃从家里捎来的馒头，只在伙上打一份便宜的菜，盛一碗汤。再就是赶路，也算一难。农村的土路本来就坑坑洼洼，雨天更难走。１９９４年秋天，有一次连下了三天暴雨。第三天早上６点，我推着自行车从家里出来，走几步泥瓦里就都是泥，就得用树枝儿刮。到学校是８点半，正好碰上管纪律的老师，他让我站到办公室，责问我为啥迟到。我委屈得说不出话，一个劲儿直哭。有好几次我都想中途退学，觉得这苦真吃够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毕业，可没想到，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去教育局领调令，有关科室又让我交６００块钱，说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考得好，转正早，老教师们没能转正，有意见。还说让我去原来学校把工资表拿来看看，证明我确实是１９８５年开始工作的，如果拿不来就得交钱。我家是虞城的，我原来就在那儿教书，后来结婚嫁过来了。现在都１０年了，叫我找谁要工资表呀！
为了领到调令，只好再去借钱。上学期间的艰苦生活把我的身体拖垮了，经常生病，为看病吃药，已经欠下了３０００块钱的债，加上上学时借的钱还没还清，亲戚邻居都让我借怕了。我只好舍着脸借，２０块、１０块地凑，连５块钱我都张嘴借过。第三天，我拿着半尺厚的５００块钱又去了局里，泣不成声地向管调令的人说：“另外１００块我实在借不到了，调令让我拿我就拿，要不行我就不拿了！”按说１００块钱对有钱人真不算啥，可对我这经常是月儿四十都吃不上一滴油的人来说，这钱都快是我两个月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