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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实实地做一些基础工作。在自然科学内，用严格的实验方法来确定事实，
有时会导向规律的发现，社会科学研究是否也可由此得到一些启发呢？规律
是要谈的，新方法的运用也是值得讨论的，但科学研究必须有大量的事实作
基础。脱离大量的事实，而侈谈规律和方法，就会像下面所引王僧虔诫子书
中所说的那样，是非常危险的：“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
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
呼谈士，此最险事。”（《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
最后我想说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能够承担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在经济
上是要作出牺牲的，但必将得到学术界的赞许和好感。我也是搞编辑出版工
作的，深感在当前的情况下，出版工作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不能一致，
如何抉择，就显出当事者的眼光和魄力。这本《黄庭坚研究论文集》，我想
销路也不会太好。这里我倒想起了当代美国著名传记文学作家欧文·斯通的
一段话，他在为中译本《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北京出版社，1983 年
10 月版）所作的导言中写道：在他写完这部著作后的3 年中，这部手稿曾被
美国17 家大出版社所拒绝，后来对原稿删减了十分之一，才勉强为英国一家
出版社的小分社接受出版，老板神情阴郁地对作者说：“我们印了五千册，
我们还在求神保佑。”而后来，即到欧文·斯通写这篇导言时，这本书已经
翻译成80 种文字，销出了大约2500 万册，《梵高传》成为全世界向往生活、
向往艺术的青少年读者最为仰慕的书籍之一。不过，这中间毕竟经过了将近
50 年的时间，可见一本书，那怕是件艺术珍品，要被人所知，是多么的不容
易。我相信，黄庭坚的作品一定会为自己开路，这本论文集的众多作者的辛
劳将会从读者那里得到报偿。
1986 年11 月
注：该文是为《黄庭坚研究论文集》所作的序。
学问追求与世俗超脱
近十数年来，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港台地区，词的研究似乎已成为
宋代文学的热点，而豪放派的词人与词作，又更受到人们的赞赏与关注。这
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豪放派词人胸襟开阔，情调高扬，特别是从南北宋之际
开始，又因他们的词作系念于国家的安危、生民的哀乐，对于常有忧患意识
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切是更能牵动他们的感情的。（当然，在具体的
研究中，人们其实对婉约派词也表现出深沉的爱好，另外又有一种想摆脱豪
放、婉约的传统模式而独创清丽一格的词，也是深受欢迎的。）我因为工作
缘故，也出于个人爱好，对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确也是关心的，从中也受到触
发和启示。但久而久之，却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产生。读着一些看似新奇的
论点，细究起来总觉得浮在纸面上，看了几篇之后，种种宏论也就随着一些
闪烁的词藻而终于轻飘地消逝。这样的感觉已非一年二年，而现在，读到黄
珮玉女士这部沉甸甸的关于张孝祥的专著，过去那种不满足似乎得到一种理
性的解答，那就是：
我们的研究，我们的学术，真正要有所前进，还得靠实学，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得以走向整体的成熟。
关于张孝祥，过去不是没有研究文章，但说来很可怜，除了安徽宛敏灏
老先生那篇几万字的《张孝祥年谱》外，实在见不出有像样的专门著作了。
但尽管如此，种种宏论，各式各样的赏析文字，竟是接连不断地在一块远非
厚实的基础上生发出来。我们的研究能够在这种状况下达到繁荣昌盛吗？
黄珮玉女士的这部《张孝祥研究》，给人一种充实感。我觉得，它所蕴
含的学术上的意义，已远超过书中论述的一个个具体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
也都有极堪学人注意的独立的价值。
全书对张孝祥的生平、词、诗、文、书法、文集版本作了全面的探讨。
著者对每一章节都倾注全力，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著者是写得很累的，但
唯其如此，使读者获得一种来之不易的厚实感。著者似乎不放过张孝祥生平
的每一个细节，有时为了一个很小的细节，也会安排一长串材料。我知道著
者是没有考证癖的，但似乎一种学术上的责任感迫使她去穷搜究讨，这种不
厌其烦的心态不是更能表现出一种以全身心拥抱文学历史的热情吗？
有不少地方确实发前人所未发。如张孝祥与汤思退的关系，过去的一些
文献记载总抱有一种为贤者讳的态度，实际上是视此为张孝祥一个不小的疵
点。书中引用详确的材料，说明张孝祥实在与汤思退没有政治上的牵连，更
从张孝祥一生的大节着眼，清晰地表明张孝祥与汤思退之间在事关和战的大
局上明显地划出一道界线。又如从绍兴二十九年罢官至建康留守，过去的研
究对这几年实在未有触及，以至形成张氏行迹中的一段空白。著者则从为人
忽略的常见材料中，写出那一时期宋金采石之战前夕，张孝祥出于对国事的
忧虑和关怀，奔走大江南北，向一些主战派人士进言，希望朝廷能作积极防
御的准备。更使人感兴趣的，是著者还利用前些年在江苏省江埔县出土的其
子张同之墓志，勾稽出这位豁达大度的诗人兼政治家，在年轻时还有一段爱
情婚姻的悲剧。陈寅恪在概括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曾提出三点，其中之一
即是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与地下出土文物作综合的考察。著者在论述张氏的爱
情悲剧时，确是很好地继承和运用了近代中国学者开创的传统治学方法的。
我真佩服著者身居香港的繁华之地，而能沉潜于原始资料的搜讨。顾炎
武在《日知录》自序中曾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
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
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
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覆寻究，仅得十
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这番话表现了顾炎武对当时有些人以贩卖现成
旧材料自诩的讽刺，以及对自己治学的严格要求。黄珮玉女士确实也是如此。
她所引用的宋代史籍、文集、笔记、类书、方志，既有常见书，也有生僻书。
即以她所考的张孝祥之子同之事迹，所引之书，根据我所记录，以论述之先
后，即有弘治《滁州志》、《宋会要辑稿》，陈傅良《止斋集》制词，《历
阳典录》，桐城《浮山志》，陆游致张同之诗二首，以及周必大《文忠集》、
张镃《南湖集》中诗各一首。应当说，对张同之的考述，并非全书最为用力
之处，但即使如此，所引之书已非一般，由此也可见著者是以怎样一种严肃
的态度来从事于此的。
我曾说过，我们应当有一套中国古典作家传记丛书，凡在中国文学史上
有过贡献，有其特色的作家，从屈原开始，到清末，分别写出传记。写这样
的传记，要立足于信实，要吸收已有的成果，又经过撰写者的独立研究，对
作家的生平事迹写得清清楚楚，不回避矛盾，也不强作解人，从材料出发，
而这些材料又是经过核验的，无论今后对作家的思想、艺术评价有何等样的
变化，要做到这套传记所写的基本事实是推翻不掉的，而无论评价是如何的
花样翻新，它们对这些作家生平的再探索必须以此为依据。要做到这一点是
不容易的，但不是不可以达到的，而如果我们真正做成了，则将是一项中国
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工程，在世界上也会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应从事
专书的研究，这是深层研究所必需做的一着。专书的研究，实际上是对研究
者工力的一种考验，也是我们整个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支撑。如果我们对宋代
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著作分别作了专题性的研究，就会使我们的整个研究基
础较前更为充实，也会使年轻的研究者得到严谨学风的熏陶。
从这样的一种研究格局出发，作为一个大陆的古典文史研究者，我确实
感到应当感谢黄珮玉女士这部著作的出版，它会使我们的研究者进一步思考
学术上的责任，以及如何使自己的每一部著作都能有一个较高的品位。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黄珮玉女士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时的先后
同学。我1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