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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却是神话传说，结论就不能令人信服，《文史》最好不登。
类似这样的表示中华书局编辑部独立不苟意见的有好几篇，而且把编辑
部内不同意见也摆出来。如对孙常叙《楚辞九歌悬解之一》，先引文怀沙的
审读意见，然后说：
中华书局编辑部有的同志的看法也不一致。文学组的几位同志认为有关
《九歌》的材料就是这么一些，内证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如另有坚强的外
证，才有另创新说的权利。而这篇文章并无新的外证，而是从主观出发，想
象再加想象，其结论似乎凿凿有据，但那是建筑在虚无缥渺的基础上的。历
史组的同志则认为此文颇有可取处，从所论证的各点中，可以看到我国古代
神话、歌舞的曼妙，富于想象力，是这篇文章的可取处。所用的材料，以楚
辞同时代的《山海经》和继承楚辞神话传说系统的《淮南子》相印证，也是
可取的，至少是一条很好的路子。
一篇文章，不但请社外专家看（此文还请北大的林庚先生看过），而且
还由不同的编辑室提出不同的意见，这就不仅显得郑重，还可见出当时编辑
部浓厚的学术风气，能够形成这样的风气，真是难得，令人忆念。
玉成曾提到《文史》第一辑《文选六臣注订■》一文的作者祝廉先在文
末提及感谢几位友人曾帮他修改此文，其中陈彦及为陈布雷，后经人指出，
害得他作了检查。不过我看当时的档案，几位领导并没有强调个人的责任，
丁树奇同志批示说：“可以写一个经过情况，并拟订今后防止这种问题的办
法。”萧项平同志批示中说：“这篇文章我也看过，不能推卸责任。”我认
为，这样的领导作风与气度，是令人信服的。
最后还想提一个可能使人感到兴趣的小材料。《文史》卷宗中还保存第
二辑和第三辑的稿费情况。第二辑最高是顾颉刚和章士钊，千字14 元，其他
基本上是12 元。这是1963 年4 月。第三辑最高是陈垣，千字15 元，其次冯
家升，千字14 元，其他大部分为12 元。这大约是1963 年9 月。时隔25 年，
四分之一世纪，各方面情况都有不少变化，而目前《文史》的稿费恐怕比那
时也只不过提高三、五元，我们学术文章的“价格”确实是十分的“稳定”，
看到过去的材料，不免会使人想得很多的。
《学林漫录》琐记
70 年代末至80 年代初，我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由于工作
关系，使得我在古典文学界之外，又结识了历史学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学者，
交友比过去稍广了。我感到史学界的研究者，专业性似乎比古典文学界为强，
对学术课题钻研较深，但他们与古典文学界中一些朋友同样，大多希望在专
业范围之外浏览一些虽然也是学术问题但却比较轻松的漫谈式的文章。这时
我正好从朋友处看到香港出版的《艺林丛录》，受到启发，觉得不妨也编这
样一种不定期的学术小品集子。这正是《学林漫录》初集的“编者的话”所
说的缘起：“不少文史研究者或爱好者，愿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就平素
所感兴趣的问题，以随意漫谈的形式，谈一些意见，抒发一些感想。而不少
读者，也希望除了专门论著之外，还可读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
的作品，小而言之，可资谈助，大而言之，也可以扩大知识面，开阔人们的
眼界，启发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学林漫录》的出版，正是
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
至于编选的宗旨，“编者的话”说：“《学林漫录》的编辑，拟着重于
‘学’和‘漫’。所谓‘学’，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术性，要有一得之见，
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如顾炎武所说的‘废铜’。所谓‘漫’，
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时，写了一首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七律，有这样两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
花鸟莫深愁’，是很有意义的。杜甫在他后期，诗律是愈来愈细了，但自己
却说是‘漫与’，似乎是说诗写得不怎么经心了。这是不是故作谦词呢？不
是。老杜经历了大半生的戎马战乱，在离乱的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
稍有闲暇，又读了不少书，只有在这样的深厚的基础上，才能写出‘浑漫与’
三字，就是说，看来不经心，其实正是同一篇诗中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的。拿杜甫这首诗中的诗句，来为我们这本书的‘漫’字作注脚，恐怕是合
适的”。
《学林漫录》第一集出版于1980 年6 月，这一集是我一个人编的，筹备
了大约半年，向一些文史界相识的师友组稿。先是向我素所敬抑的启功先生
索文，他欣然先写两篇，一是《记齐白石先生轶事》，一是《坚净居题跋》。
启先生的这两篇可以说是代表《学林漫录》的两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述近代
有建树的艺术家、学者、作家事迹的文章，以及包括各种内容的学术小品。
这些，在当时，对不少读者来说，都有一种新鲜感，因此颇受文史界以及其
他行业中人的欢迎。正如第三集的“编者的话”所说：“读者欢迎已出的初
集和二集，大约就在它的别具一格吧。所谓别具一格，从内容上说，就是所
收文章的面较宽。举凡当代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记述，诗文书画
的考析和鉴赏，古今著作的推荐和评论，以及读书随笔、序跋札记，只要有
一得之见，言之成物，均可登载。另外，从文章的风格上，我们主张不摆架
子，不作恣态，希望如友朋之间，促膝交谈，海阔天空，不受拘束。”
初集以后，我因其他事忙，就约了古史室的张忱石和文学室的许逸民两
位合编，他们当时还不太忙，不象现在都成为各自编辑室的主任，行政、业
务事情一大堆。三人共同商量，事情就好办得多。《学林漫录》刊登学者、
艺术家、作家的事迹，在当时为其他刊物所少见，而约写的写作者一般都是
这些学者们的朋友、学生或亲属，亲炙者久，了解更深，行文又自然真挚，
读来使人倍感亲切，这是《学林漫录》的一大特色。总计已出的12 集中，所
记述的有齐白石，陈寅恪，张元济，朱自清，陈垣，黄侃，邓之诚等四十几
位。其中除了王季思先生外，都已作古，而且也已有几位执笔者在近几年内
去世，这更使人感到这些文章的可贵，和抢救这些活的史料的紧迫性。
关于这方面，有几件事值得谈一谈。一次，我们几个人闲谈，觉得近代
藏书楼中，嘉业堂名气大，但记载不多，鲜为人所知，一般人知道的不过是
鲁迅先生所记去买书而吃闭门羹的事。但请谁来写呢？嘉业堂藏书楼初建
时，从1925 年起曾请周子美任书楼编目主任，直至1932 年周先生应圣约翰
大学之聘，去上海执教为止，主管书楼事务达八年之久。请周老先生写当然
好，但那时周先生任华东师大副教授，已是87 岁高龄，双耳重听，执笔为文，
诸多不便。后来我们得悉刘承干的嫡长子刘沂万住在上海，喜爱昆曲，正好
我们在上海的友人陆萼庭同志也喜昆曲，与这位刘先生有来往，就拜托萼庭
同志去打听，萼庭同志推荐了在解放日报社供职的许寅同志。许寅同志是老
记者，又是浙江湖州南浔人，与刘家是同乡，真是理想的人选。承蒙许寅同
志允诺，他还特地找了刘沂万、周子美等作了详细调查，亲自跑了两趟南浔，
写了翔实而潇洒的一篇记实文章：《“傻公子”作出的“傻贡献”》。这可
以说是自嘉业堂创建以来记述其历史和现状的最完整、最鲜活的文献了。这
篇文章据说真还起了作用，浙江省有关领导看了以后，特地指示拨款修整嘉
业堂藏书楼以作为文物和旅游胜地。刘沂万和他的夫人李家瑛女士——李鸿
章的侄曾孙女，本来在上海有几处房子，他们老两口在文革中被冲到一间只
有十平方米的“小楼一角”，在这篇文章刊出后，据说也落实了政策，归还
了一部分房子，刘沂万先生被安置在文史馆工作，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
以文章而论，许寅同志也确不愧为记者老手。譬如他写到南浔，在小莲
庄吃午饭的情状：“在厅堂内小坐，张阿姨请吃饭。这里不愧为鱼米之乡，
桌上这几样菜，一看就令人‘食指大动’：一盆盐水虾，几乎只只小指粗细，
红得透亮，说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