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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学子无论政治上怎样激烈的“排日”，几乎没有人不喜爱日本女人的，苏曼殊、李叔同、戴季陶、辜鸿铭、周作人、郭沫若、陶晶孙等都娶日本女子为妻妾；徐志摩的一曲《沙扬娜拉》，将日本女子的温柔妩媚织成美的极品，定格在中国的现代诗史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兄弟失和，亦与一位日本女子有关；《留东外史》里尽管充斥着对日本女子的歧视和偏见，她们被形容得又淫又贱，但透过这种蔑视，日本女子的魅力还是顽强地散发出来；在陶晶孙笔下，东瀛女子的温柔曼妙、善解人意，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中国女子反倒是个个飞扬跋扈，面目可憎，成了她们的反面陪衬；滕固的《石像的复活》里，即使是一个聋哑的日本少女也有不俗的魅力，让性格呆板的中国学子神魂颠倒，直至发疯；连郭沫若这样最不把日本放在眼里的文化英雄，也有抵挡不住的时候，在小说《喀尔美萝姑娘》里，作者使出浑身解数，对一位日本卖糖少女的“幻美”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一位学工科的中国学子，就在这种“幻美”的诱惑下，放弃了家庭、学业乃至祖国，最后跃进了大海，重要的是，这位中国学子没有任何沉沦的理由，领着优厚的官费在日本读书，家有贤妻爱女陪伴，既没有性的苦闷，又没有孤独的折磨，如果一定要追究，只好归因于那双美丽的眼睛和浓密的睫毛！当纸窗徐徐拉开，美丽的卖糖少女露出半个脸时，中国学子就被彻底俘虏了，郭沫若以他特有的夸饰，情欲横溢地写出卖糖少女娇柔妩媚的姿态，笔墨之大胆、赤裸，可谓空前。小说这样结尾：“太阳已是落海的时候，从水平线上高不过五六丈光景的云层中洒下半轮辐射的光线来——啊，那是她的睫毛！她的睫毛！玫瑰色的红霞令我想起她的羞色，我吃紧得不能忍耐。苍海的白波在向我招手，我拘着那冰冷的手腕，去追求那醉人的处女红，去追求那睫毛美……”
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还是要数郁达夫，不妨以他为个案，来看看东瀛“人情的世界”对中国学子究竟有多大的魔力。
郁达夫的留日小说，几乎篇篇都涉及“弱国子民”所有的“性苦闷”的主题，细读下来则可发现：东瀛岛国开放的两性风俗和发达的情色文化，是这种苦闷的根源，可怜的中国学子，在这张天网之下无处躲藏，仿佛鬼打墙一般，正如《银灰色的死》里写的那样——
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忽然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地扩大起来。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齿，也看得出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的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了出来。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
在《沉沦》里，“忧郁症”缠身的中国学子先是偷看房东少女洗浴，后来在野地里无意中窥听少男少女野合，然后昏昏懵懵撞进一家兼做皮肉生意的酒店，清白的身体遭到了破坏，之后痛不欲生，投进了大海，临终前还对“祖国”发出“你快强大起来吧”的呼唤。郁达夫写小说一向不讲结构，率性而为，其实这些小说于散漫中仍有一种情节上的因果关系，承担这种“结构功能”的，不是别的，正是主人公的“性苦闷”与东瀛色情风土的互相牵引：《南迁》里，美丽妖冶的房东女儿M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中国学子勾引到手，玩弄和利用一番之后又与别的日本房客发生关系，由此引发了中国学子严重的身心危机，不得不远走房州海滨以疗心头之伤，引发另一轮伤感的遭遇；在《风铃》里，中国学子在汤山温泉胜地与一位良家妙龄少女邂逅，露天温泉里的共浴、风雨大作之夜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夜同眠，使中国学子心猿意马、想入非非，直到遇见少女的表哥，发现对方一切都在自己之上，便以“败劣地悲哀”突然离开了汤山温泉。这个令人沮丧的记忆，成为这篇散文式小说的“文眼”。
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学熏陶的中国学子，郁达夫十分愿意将自己的小说上升到“灵与肉”冲突的高度，在《〈沉沦〉自序》里，作者就称此作“叙带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这种说法后来受到留法女作家苏雪林的痛击，苏氏认为《沉沦》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丝毫嗅不见“灵”的馨香。苏雪林这样分析：“郁氏原来意旨是想描写灵肉冲突，无奈对于心理学太无研究，自己一向作着肉的奴隶，对于灵的意义原也没有体会过，写作的技巧又幼稚拙劣得非常，所以成了这本非马非驴的作品。”（《郁达夫论》）话虽刻薄，却不是无的放矢。难怪连郁达夫的“创造社”伙伴成仿吾也不肯附和郁的这种自说，认为“《沉沦》于描写肉的要求之外，丝毫没有提及灵的要求，什么是灵的要求，也丝毫没有说及”。
其实，郁达夫的所谓“灵肉冲突”，就是“情”与“欲”冲突，也就是说，亢奋的“欲”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无法自然、正当地得到宣泄，升级为“爱”，主人公为此而苦闷焦虑；在“欲”的茫茫苦海中，“爱”的海市蜃楼显得越发迷人，诱使主人公更加疯狂地追求，尴尬于是不得不出现：在“欲”与“爱”这种互相依存、提升的关系中，“欲”由于过于旺盛，使主人公动辄受诱惑，掉入“淫妇”的圈套，永远没有升华的希望。陷于困境的主人公，自然而然就把责任推向自己的“祖国”。
欲望这种东西不刺激则已，一刺激便意味着压抑；欲望膨胀得越大，压抑就越厉害，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东瀛这样一个“人情”异常发达的国度，不受刺激又怎么可能呢？尤其是对于长期受封建道学束缚、性心理不正常的中国学子更是如此。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中国人大多数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这正是讲道学的结果。”（《“半春”》）这未尝不是一种经验之谈。据周作人晚年的回忆：1906年秋他第一次到日本，刚进房间，就被下女乾荣子的一双光脚吸引，陷于兴奋与迷乱。赤足这种再平常不过的东瀛日常生活景观，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