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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毛泽东：《毛主席在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江苏省档案馆，档案号：C－11。
〔2〕林耀华：《费孝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一些什么货色》，《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3～529页。
唐德刚与李敖
？ 章成帅
最近逛书店，看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印的《李宗仁回忆录》，虽然已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早些年出版的此书，还是拿到手上翻了起来。我首先看到的就是李敖的《推荐〈李宗仁回忆录〉》，这是一篇写于1988年的旧文。不知道是不是现如今李敖行情大涨，唐德刚先生连在内地出书也要挟李敖之名而自重？其实不必。这边喜好唐德刚的大有人在，至少不会输于李敖；况且以文章而论，前者也要胜过后者，李敖不就自承“他（唐德刚）的白话文在某一方面也比我好”吗？〔1〕李敖向来瞧不起人，这从他的大话“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就看得出来。但他对唐德刚却推崇备至：“他除精通中西历史外，还兼及写小说、剧本、写诗，才气之高，举国罕见。”〔2〕又说：“承他不弃，在我冤狱之时，远道前来探监。”〔3〕话虽漂亮，还容我辈补充一二。林清玄在《我所认识的李敖》一文中说：“李敖第二次坐监已经两个月了，可是没有见过一个访客，连写《胡适杂忆》年高德劭的唐德刚先生远从美国到土城去看他，他都不见。”〔4〕当然，李敖后来写回忆录对此也不讳言，也说得更详细：“我在‘二进宫’六个月里，除了见了‘汝清’、武慰先这些漂亮的小女生外，朋友们我都没见，唐德刚、张坤山、陈晓林、李昂、许以祺等等都枉来土城看守所。”〔5〕可见在李敖眼里“漂亮的小女生”比朋友重要得多了。唐德刚毕竟年长李敖十几岁，对此并不为意。
其实，唐德刚对李敖只是爱其才而已，如他赞赏李敖的《胡适评传》“写得很扎实，也是有关胡适的家庭和幼年时期最好的一本传记，极有参考价值”〔6〕。在他眼里李敖可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他在1984年的香港《百姓》上发表了一篇《十载功勋才一半——为邓小平半途结账》，其中说：
再看我的小友李敖。这小子终日在骂“混账国民党”，骂得名满全岛，稿费如潮，施施然“总统候选人”焉！
“敖之呀！”一次我告诉李敖，“你是国民党民主橱窗内的模特儿啊！”但是李敖不以为然，他认定那是他不怕死的结果。
敖之，小麻雀也。就把你陈文成一下，看你怎样？小蒋先生不闻不问者，非不能也，大可不必也。不理你，你小子能撒出丈二长的溺！〔7〕
就像李敖在他的私人信件里称唐德刚是胡适的“假犹大”、“杂牌犹大”〔8〕一样，唐德刚对李敖也有微词：“就因为看中身后之名，所以胡适之对那些足以为他传身后之名的‘文人’，尤其是那些和他有同样‘考据癖’的文人真是礼遇备至。他回台湾之后，连那个大学刚毕业的小李敖他也要去惹一下。结果胡公羽化之后，李敖反叫他一声‘小嫖客’，这也该是胡氏生前所未曾逆料的罢！”〔9〕
总之，唐德刚与李敖之间，彼此欣赏，但又有所保留；虽为“忘年之交”，却也不拘泥于礼俗。唐德刚作文喜跑野马，李敖则全篇“资料扣得紧”（李敖自语），一正一反，大有野狐禅之趣。他们的成名都与胡适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一些老人眼中都是对胡适“大不敬”的狂徒。两人有关胡适的著作，都是研究胡适绕不过去的开山之作。谈胡适，不能不提唐德刚与李敖。
注释：
〔1〕龚鹏程：《李敖·胡茵梦与青年朋友谈——历史·文学与电影》，《李敖文集·世论新语》，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
〔2〕〔3〕《推荐〈李宗仁回忆录〉》，《李敖大全集》第28册，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2000年版，第456、456页。
〔4〕《林清玄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5〕《李敖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98年版，第319页。
〔6〕《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7〕转引自李敖《别把国民党的无知，当成国民党的宽大》，《李敖文集·国民党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198页。
〔8〕《豹死留了什么皮——致陈宏正》，《李敖大全集》第18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48页。
〔9〕《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人情世界的异态返照
？ 李兆忠
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认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譬如极狭隘、极狭隘的个人生活描写，极渺小、极渺小的抒情文字的游戏，甚至对于狭邪游的风流三昧……一切日本资产阶级文坛的病毒，都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
郭沫若指出日本文坛的种种“病毒”，是很有道理的，至于它是否属于“日本资产阶级”，则应另当别论。因此，与其说中国学子受了“日本资产阶级文坛”的毒害，不如说他们受了“人情”丰沛的东瀛文化风土的潜移默化更为确切。要知道，才高志大、泱泱大国的中国学子，并没有把日本的资产阶级真正放在眼里过，他们身在东瀛，心系欧美，西方个性解放的思潮与东瀛“人情”文化风土的联手，才是使中国学子“中毒”的真正原因。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留日作家所学专业均非文学，鲁迅、郭沫若、陶晶孙学的是医学，周作人学的是海军，郁达夫先学医学，后学经济，成仿吾学兵造，张资平学地质，向恺然（不肖生）学的是政治经济，最后他们几乎都放弃了专业，选择了文学。这证明：日本是一个特别适合文学家产生的国度。
这种普遍的专业转向，无疑包含复杂的个人动机。在鲁迅，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就想提倡文化运动了。”（《呐喊·自序》）在郭沫若，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困顿和苦闷、涤荡历史罪恶的强烈冲动驱使他抡开如椽之笔，“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用诗人的话来讲，就是“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凤凰涅槃》）；在郁达夫，是“弱国子民”不可救药的“性苦闷”，使他长歌当哭，写出《沉沦》这样的惨不忍睹的故事；在不肖生，是理想和道德泯灭后，听凭陈腐的“大中华”与“厚黑学”的驱使，将“日本是个卖淫国”的传奇贩运回国，迎合国人对东瀛的奇思异想，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非鸦非凤地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留东外史》第一章）。
留日作家的写作动机虽然因人而异，格调也大相径庭，却有一种艺术上的共同倾向，就是滥情、颓废、走极端。无论是《女神》天狗吞月似的自我扩张，还是《沉沦》的主人公无条件的“弱国子民”的性苦闷，抑或是《留东外史》里衮衮诸公的疯狂堕落、《木犀》畸形而神经质的师生恋，都超出了正常的宣泄。这种倾向推究起来，不外乎两股力量造成：第一，“小日本”的种族压迫；第二，日本社会发达的“人情的世界”。如果说前者激发了中国学子的不平之气、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反帝”的话，那么后者则诱发中国学子人性的弱点，使其放纵，失去把持。两股力量相互激荡，导致中国学子精神扭曲，理智与情感分裂。
以往学界对留日文学的研究注意力，往往集中于政治层面上的“反帝”，而对日本的文化风土、尤其是日本独特的“人情的世界”与留日作家之间的关系缺乏关注；对于留日文学的颓废倾向，也习惯从“弱国子民”的苦闷这一角度作同情的理解，或者着眼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作批判性的阐发，衡量的尺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