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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写道：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老态龙钟，换了一茬又一茬。现在终于有了一位新的总书
记。人们又一次怀有希望。与以往比，这次苏共领导人的更迭似有本质上的不同。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自挖墙脚。我们内部的无能、无知、自吹自擂、以及严重脱
离人民群众等恶习给自己造成的损害乃是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
此后，我与莫德罗每年都要见上一两次面，彼此交换看法。但我并没有为他上
台在幕后积极奔走串联。如果确有此事，我现在会骄傲地公布于众。令人痛惜的是，
我和莫德罗都没有及时袒露自己内心的绝望心情。和朋友或知根知底的老同事在一
起时，我俩毫不掩饰对现状的不满。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积极地去推动改革。和
众多人微言轻的人一样，我与莫德罗坐等党内出现一位救世主取代昂纳克，为我们
开辟一条新航线。
我想退休还有一个纯粹的个人理由：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安德烈姬。我的
第二次婚姻濒于破裂。一次我去妻子克丽斯塔家乡卡尔·马克思城出差，结识了安
德烈娅。1985年，她与丈夫又来我家做过客。年轻时，安德烈妞因试图逃离东德坐
了4个月的牢。此事虽已过去多年，听她讲述这段经历时我心里很不好受，感受到本
国人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一向觉得外国情报局局长干的工作和国内镇压并不沾
边，属于正当职业。然而看到本国异己分子以及那些无非是想移居海外的人受到如
此粗暴的对待，我不禁羞愧难当。
1986年初，我找到米尔克，向他公开了与安德烈娅的关系。他听后火冒三丈。
米尔克在两性关系方面是个老古板。火消之后，他竭力劝我至少表面上维持目前的
婚姻，并表示可以把安德烈娅调到我的身边。在爱情方面，米尔克不是个有见地的
人。他最关心的还是保密。我妻子是国家安全部在卡尔·马克思城的工作人员，对
我的工作所知颇多。米尔克生怕我妻子一怒之下会向西德泄露有关我个人及情报局
工作的内情。
我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与安德烈姬结婚。米尔克气得要死。有同事透露说，
米尔克下令窃听我的电话。我现在开始体会到受到政府怀疑的普通东德人遭受的种
种不便。克丽斯塔也被置于24小时监视之下，恐怕她会投敌叛变。一次在保加利亚
度假时，她还是设法甩掉了跟在后面的尾巴，结识了一位西德商人。米尔克断定此
人是西德谍报机构派来勾引她的罗密欧。当初我想出的罗密欧手法今天反用到我的
前妻身上，真让人哭笑不得。那段时间，我做好了精神准备，说不准哪一天西德的
一家小报会突然登出前妻的照片以及我们婚后生活的细节。最后，在国家安全部答
应给她一笔钱并安排一个称心的工作的诱惑下（也许她本人也不无理由地猜到了西
德谍报机构正试图用罗密欧之术拖她下水），克丽斯塔选择了留在东德。
1986年春天，我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沃纳·格罗斯曼表示已准备就绪后，米尔克
终于批准我退休。我任情报局局长将近30年，今朝挂印而去无疑是情报局内的一件
大事。我们都希望这次人事更迭尽可能顺利平稳。我与米尔克就退休后的待遇达成
了一揽子交易，其中包括在一栋俯瞰施普雷河的柏林公寓里为我新分了一套房子。
至今我仍住在这套房子里。尽管党政高级官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享受种种特权，可
说到底这些特权是与职务连在一起的。国家给予的，同样也可以收回。为了撰写回
忆我的谍报生涯的材料以供国家安全部参考以及《三个人》的剧本，我请国家安全
部为我提供一名秘书，一名司机，并在国家安全部大楼里留了一间办公室。作为交
换，我的继任人和米尔克可以随时找我咨询。
1986年11月，国家安全部隆重地为我的退休举行了欢送会。米尔克想按传统的
苏联提法简要地做宣布：“沃尔夫同志，由于身患重病……”我身体好好的，不想
以谎言开始我的新生活，因此坚持换一种更接近事实，尽管听上去有点诡秘的提法：
“根据本人的愿望，沃尔夫将军从沙（国情报）总局退休。”僵硬死板的正式欢送
会后，我个人又在小范围内举行了一次风格调异的告别会。面对彼此可以掏心窝子
的同事，我颇为动情，衷心感谢他们与我的多年合作，并隐约提到过去几十年里经
历过的恐惧、无奈和艰辛曲折。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有同感。我还引用了布莱希特说
过的一句饱含讥讽的话：“一名共产党员头戴的钢盔上弹痕累累。有些是敌人的子
弹打的。”
我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场的人不禁面面相觑。他们知道，我国领导人
一直避而不提改革开放。最后，我引用了父亲写的一首题为《一个凡人的自白》的
诗结束了发言。这首小诗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性格。我觉得它也是对我的真实写照。
诗的大意是：
假如我恨得太深，
爱得太疯狂，
原谅我吧，因为我是一个凡人。
圣贤与我生来无缘。
我和安德烈妞隐居乡下，埋头阅读整理康尼描写三个人经历了冷战后仍未混灭
的友情的初稿。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心情舒畅坦然。《三个人》一书隐含地批评了
斯大林主义，歌颂了超越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深知该书出
版后，会在东德产生相当大的反响。我决心提出一个东德国内从未公开讨论过的课
题：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以及大逮捕年代的疯狂。借助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东风…
…昂纳克拒绝仿效苏联在东德推行开放政策，东西德的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这本
书。
与此同时，我和一位导演朋友还合作拍了一部描写我父亲一生的电影。《一个
凡人的自白》一片即将上映前，我接到通知，其中一段内容因涉及斯大林的罪行需
要删除。我表示不能同意。然而我出国期间，影片中的这部分内容还是被砍掉了。
对这种隐瞒历史（由此类推，也是隐瞒现实）的荒唐行径，我忍无可忍。同大多数
东德人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可以见到总书记。我找到昂纳克，向他反映
了这一情况以及听到的其他一些作家的类似遭遇。他们的作品曾因涉及政治上敏感
的问题被武断地删来改去，对此他们毫无办法。和以往一样，昂纳克待我十分客气，
甚至表示，事先不告诉我和其他作家就删改作品是粗暴的做法。随后他承认，删掉
电影中揭露斯大林暴行的那部分内容是他个人的决定，并不肯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
我抱怨说，不提斯大林的罪行就无法描写30年代苏联的那段历史。昂纳克回答说：
“你难道没看出来？如今苏联那边，历史一天一个样。这都是让开放政策搅的。”
我不肯就此罢休：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宣传苏联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现在突然来个一百八
十度大转弯，怎么跟人民交待？戈尔巴乔夫在东德人民心目中威望很高。说他的做
法是错误的难以服人。受他的开放思想的影响，东德人民联想到本国的舆论政策，
希望享有更大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个问题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昂纳克扬起下巴，倔强地说：“我永远不会允许东德境内发生苏联正在发生的
事。”我问他是否了解示威抗议的队伍正在日益膨胀。他们得到了东柏林和莱比锡
路德教会的支持。几个月后，这批人成了东德不流血革命的中间力量。
“这些人都是想入非非的傻瓜。对付他们并不难。”昂纳克说。
1989年3月，在东德社会动荡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我的第一部作品《三个人》与
读者见面了。此前，东德政府刚刚查禁了一期苏联《人造卫星》杂志。这一期上登
有新近发表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研究成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分歧于
是公开化了。如今东柏林反过来倒对苏联实行新闻检查。
我决定利用这本书在东西德同时出版的机会公开站出来支持改革，反对病入膏
盲的现政权。我表示不赞成查禁最近一期的《人造卫星》杂志。当西德的一位电视
台记者问我对戈尔巴乔夫怎么看时，我回答说：“我为苏联有他这样的领导人感到
高兴。”
第二天，我听说我成了政治局成员在每周一次的碰头会上讨论的话题之一。米
尔克打电话通知我，政治局认为我的表态是对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