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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进一步发展。再说米尔克会不遗余力阻挡我。我把这一想法埋藏在心底，只在
日记里写道：
米尔克不明白，我对政治上的升迁已无兴趣。一则这会给自己再系上一条绳索，
限制了选择的自由。二则我们选出的权力机构徒有虚表，在里面干只会白白耗费精
力。干吗还去当那个官呢？
我开始博览群书，对各种新观点以及对我国自称的“当今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
义制度”提出的种种批评敞开心扉。其中包括魏斯所著的《抵抗之美学》。魏斯在
此书中夹叙夹议，回首往事的同时还剖析了斯大林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后果。弟弟康
尼正打算拍一部名为《三个人》的电影或写一部同名小说，讲述童年时代他在莫斯
科与弗洛赫、维克托·菲舍尔和乔治·菲舍尔结下的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30
年后，4个人在美国再次重逢。康尼参加过苏联红军，日后成为著名电影导演，东德
艺术学院院长。弗洛赫的父亲是著名德国共产党人，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此后
弗洛赫返回德国定居。1939年德苏同盟破裂后，他参加了德国空军，对苏作战。战
后他定居西柏林，成了一名建筑商。乔治是美军上尉，我猜测他也许与美国谍报机
构有瓜葛。尽管3人信仰不同，经历迥异，冷战却未能熄灭他们内心对童年友情的怀
念。
1980年康尼着手准备拍这部电影时已身患癌症，并于1982年3月病故。现在只能
由我完成弟弟未竟的事业。每天，我携带他的笔记和提纲来到办公室，一面记下我
的读后感，一面四处查找资料。我很快感到，这项工作比继续干谍报这一行更有意
义。以前发展新的间谍或策划谍报活动让我兴奋异常。如今只有埋头在这本书里时
才有这种感觉。
（我在日记里写道）奇怪的是，康尼好像就活在我的眼前。大家好像都理所当
然地认为，我会接着康尼的剧本写下去。他们对此充满希望。对认识康尼的人来说，
早日看到这本书乃是他们的一大心愿。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时间的紧迫。此事再也不
能拖下去了。 1983年初，我窥探到了华沙条约组织已病入膏盲的实情。隐藏在北约组织内的
头号间谍鲁普设法搞到了一份北约分析东西方在全球范围内力量对比的报告。该报
告对苏联体制的种种弱点以及它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日益衰弱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
我心里清楚，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存在的问题所做的分析相当准确。我同样清楚
地知道，那些“花岗岩脑袋”对现实不满的人送给我国年迈的领导人这一绰号
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改变现状。形势似乎无可救药地一天天恶化下去。我情绪低
落消沉，深感再干下去意思不大。
我将一份我方的分析意见连同报告交给了米尔克。米尔克再通过克格勃头子切
布里科夫把它转给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我们的这份“评论意见”既不能掩饰北约
报告描绘的这幅黯淡图景，又不能显得我们在一旁看笑话。为了把握好调子，我找
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助手苦思冥想。
1983年2月，我利用访问莫斯科的机会告诉米尔克，我已开始考虑退休。那年我
满60岁，米尔克75岁。我俩都该考虑找人接班的问题了。米尔克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我不肯退让。他沉吟了片刻后终于原则上同意我退休，但以上司的口吻告诉我，具
体退休时间要由他定。他已听说了我打算写完康尼开了一个头的《三个人》剧本，
嘲讽地说：“哪有谍报首脑写剧本的！”不管怎样，反正我把退休的事提到了桌面
上。
东德社会上蔓延的不满情绪透过国家安全部厚厚的围墙，开始在我们内部弥漫。
国家安全部内有专供高级官员使用的桑拿浴室。在这里说话往往更随便些。一次和
外交部的两位高级官员洗桑拿浴时，他俩流露出对莫斯科和东柏林年迈迟钝的领导
人极其失望，并透露东德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并非晴空万里。契尔年科对昂纳克接近
科尔的举动疑窦重重，担心西德人想培养一种泛德意志的民族认同意识，以取代社
会主义阵营内的团结。1984年东德与苏联在莫斯科举行高峰会晤时，契尔年科警告
昂纳克，这样搞下去最后倒霉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你不要忘了，东德与西德
发展关系时必须把苏联的安全利益置于首位，”他补充道。
这一警告显然是给昂纳克打算正式访问波恩的计划泼冷水。这两位外交部官员
告诉我，两国首脑的会晤在冰冷的气氛中结束。昂纳克因受到羞辱怒不可遏。回到
东德代表团驻地后，他一反常态，大发脾气，骂契尔年科颐指气使。返回东柏林后，
昂纳克对米尔克倾吐了自己内心的无奈和不满，表示不管莫斯科如何反对，他决心
实现访问波恩的计划。与此同时，苏联报刊开始大肆攻击昂纳克。
由于我精通俄语，在莫斯科又有许多熟人，上面让我出面疏通疏通。我给切布
里科夫打了电话，可碰了一鼻子灰。他提醒我，这种事属于党务。谍报机构无权过
问。
昂纳克访问波恩的计划搁浅后，我们与莫斯科在其他方面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
阴影，两国关系空前紧张。两位领导人谁也不想先找个台阶下。为了安排昂纳克与
契尔年科直接通一次电话，甚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巧妙的外交周旋。通过窃听
电话，我们偷听到波恩政府发言人伯林与另一位西德高级官员讨论莫斯科与东柏林
顶牛儿的部分谈话内容。“这件事越来越热闹。《达拉斯》和《王朝》两部电视剧
加在一起也不如它好看！”伯林评论说。
1984年8月，昂纳克与契尔年科的首脑会议只开了一天，并以失败告终。结果这
位总书记和数百万东德公民一样，无法访问西德。他被迫在西德问题上刹车急转弯，
发表了一个声明，称“目前的大气候”不适于召开一次东西德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因此必须暂时搁置一边。昂纳克紧绷着脸，对助手平静地解释说：“暂时搁置不等
于‘取消’。”
昂纳克觉得苏联人不仅在外交上，还在经济上处处与他作对。莫斯科逐渐削减
了向东德出口的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石油。“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昂纳克
常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对东德一没有足够的财富，二没有实力可以我行我素的事
实视而不见。为了跟莫斯科斗气，他搞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小动作，如同中国改善关
系。
此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苏联的有识之士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意识
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包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大约就
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德累斯顿地区党的领导人莫德罗。莫德罗头发灰白，说话轻
声细气，待人彬彬有礼。他平时生活俭朴，只有一套三间住房，开一辆普通小汽车，
从不去享受党内领导人拥有的种种特权。莫德罗以讲话坦率而著称，与许多头脑简
单、自以为是的党内高级干部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个惯于掩饰事实真相的党里，像
他这样直抒己见的人实属罕见。“付我这份工资不是让我去弄虚作假，”莫德罗曾
对我说过。我在苦闷之中总算遇到了一位知音。
我俩谈到冯·阿登，一位出身贵族的杰出的物理学家。阿登摆脱了种种羁绊，
在柏林郊外的一座山上建起了自己的研究所，潜心从事科研。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
因为政府部门的研究所远远赶不上他的研究成果。已是耄耋之年的阿登对国家乃至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深为关注，担心我们在与西德的科技竞赛中已被远远甩在
后面。而输掉这场竞赛的后果将是亡党亡国。
莫德罗不过是党的地方领导人，能否进入政治局并不清楚。显而易见，只要昂
纳克在位一天，我这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不可能对党的路线施加什么影响。阿
登又年纪太大，况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权力斗争毫无兴趣，只求保证自己的
科研不受干扰。我们于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莫德罗身上。
后来有人捕风捉影地把我与莫德罗的会晤说成是我们这些党内改革派人士密谋
把莫德罗扶上台，在东德实行苏联式的改革。其实我们并没想走这么远。1985年3月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我和莫德罗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可喜变化。我在日
记中写道：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老态龙钟，换了一茬又一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