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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赌说，他们没有授意沃尔格穆特这样做。但我可以想象沃尔格穆特对自己的联络
官说：“我可以把约翰拉过来。”这位苏联情报军官听到后一定半信半疑说：“好
啊。你把他领到这儿我才相信。”
有一点确凿无疑。最后见到约翰的人讲，他看见约翰坐在沃尔格穆特的汽车里，
深更半夜穿过边境进入东柏林。经过调查这一点已得到证实。我猜测约翰要么喝得
迷迷糊糊，要么喝了他的朋友下的迷魂药。有人看到他俩那天晚上醉醺醺地钻进一
个又一个夜总会，为怀念死去的抵抗运动朋友狂饮。等这位身不由己的旅客一觉醒
来时，发现已身陷苏联军营。这对西德反谍报首脑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我想苏联
人这一惊吃得也不比约翰小。因为他们叫来了克格勃驻柏林站站长皮托夫拉诺夫将
军，还有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部下面的新闻委员会的代表图尔加里诺夫，共同商量
怎样最大地利用他的价值。约翰深知，他已铸成大错。如今攥在了苏联人的手心里，
返回西德只有死路一条。不仅丢官，还要坐牢。
约翰公开露面给西德反谍报机构造成的震动逐渐平息下来后，苏联人和以往一
样，把损坏了的物品当包袱甩给了我们。约翰当时神情恍惚。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给
他找一些朋友，从而可以使他得到安慰。我们介绍他认识了东柏林市首席建筑师亨
泽尔曼，还有我在柏林广播电台时的熟人吉努斯。吉努斯也认识约翰在反纳粹抵抗
运动里的一些老熟人。国家安全部为他提供了保镖，以防西德情报机构把他绑架回
西德。可这些保镖未尽到职责。约翰来到东德17个月后，和来时一样又一次悄然无
声地消失了。一次他去洪堡大学开会，中途离开会场去见一位叫亨里克森的丹麦记
者。俩人钻进亨里克森的汽车，穿过伯兰登堡大门一溜烟地开回了西德。
此事发生在1955年。37年后，1992年4月的一天，我与83岁的约翰坐在一家餐馆
里。隔窗眺望，当年他逃离东德的地点洪堡大学一带就在眼前。回到西德后，他因
背叛国家罪被判处4年徒刑。他说起此事仍然怒不可遏。实际上，他只服了18个月的
刑。这表明西德并不能确定他犯罪的严重程度。至于“叛逃”到东德一事，他告诉
我说：“我当时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已在苏联军营。我从来没想过去东德。”约翰
说他在东柏林始终过不惯。一年后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设法找人帮他逃回
西德。
这些名噪一时的叛逃到东德的人员到头来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不错，由于
一名西德叛逃人员的揭露，阿登纳不得不承认他正在考虑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昔
日纳粹分子在波恩政府内卷土重来的内幕经过大庭广众之下的曝光也上升为西德政
坛上讨论的问题。然而，西德还是很快加人了北约组织。我们阻止西德加入西方联
盟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甚至连延缓它的加入都未能做到。
隐面人
第六章 启蒙老师赫鲁晓夫
和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多数人一样，许多年后我才破除了对斯大林和斯
大林主义的崇拜。觉醒的起因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上发表的世界上流传最广的秘密讲话。我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
痛苦的过程，很难说清开始于哪一天。50年代初，东德出现了不祥的气候。我对一
向信奉的意识形态开始产生怀疑。思想上的转变大概就是从此时开始的。但和我们
这一代的许多共产党员一样，真正动摇我长期形成的世界观的事件还是赫鲁晓夫揭
露斯大林罪行的这篇讲话。在此以后，我们虽然仍可以称自己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但再也不能说自己纯洁无暇了。
直到1956年2月，我的办公室里仍高高悬挂着斯大林的画像。照片上的他正在点
燃烟斗，一副慈父的样子。2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收到厚厚一摞西方报纸。我一
直阅读《纽约时报》和巴黎版《国际先驱论坛报》，借此了解美国思想动态。此外，
我还阅读许多西德报刊杂志，包括《图片报》。这份小报虽然在报道上哗众取宠，
可它透露的西德情报机构的内部消息常常比一些大报还要多。伦敦的《泰晤士报》
和法国的《世界报》也是我浏览的对象。阅览全世界各地的报纸是我这份工作的一
个特权。东德禁止西方报刊的发行，表面理由是它们里面含有鼓吹颠覆共产党政权
的内容。真正的理由是，政治局成员心里清楚，西方报纸对铁幕后面生活的报道往
往过于真实，令他们感到不舒服。
在苏共二十大上，赢得了斯大林死后一场血腥权力斗争的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
林的独裁统治，并揭露：1934年苏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
候补委员中，98名被逮捕处决。1936名七大代表中，一半以上的人被打成反革命，
其中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幼年时，父母曾庄严地向我们讲述过苏共七大的经
过。赫鲁晓夫最后指出，斯大林的残酷镇压违反了一切革命准则。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提法。在此之前，我们已习惯于粉饰
工作上哪怕是最微小的缺点。今天，这一制度的僵尸已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任
人解剖。我们可能会觉得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语言不够鲜明全面。但在当时，我
们仿佛挨了当头一棒。看完西方报纸上全文登载的这篇讲话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把斯大林的画像从墙上取下来，一脚踢到角落里。我对这篇讲话的内容并非完全没
有精神准备。昔日在苏联我对大清洗多有耳闻目染。然而得以窥见斯大林罪孽之深
令人极为痛苦，好比是我们内心深处对宣誓献身的这一制度怀有的疑虑一瞬间成了
现实。
通过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和人们之间的奔走相告，赫鲁晓夫富有爆炸性的讲话
在东欧各国不胫而走，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好似火上浇油。10月至11
月的匈牙利起义即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直接后果。匈牙利的改革派领袖是纳吉。
1943年到1945年期间我在莫斯科工作时就认识了他。当时他任流亡的匈牙利广播电
台台长。我是德国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下了晚班后，我俩常乘一辆公共汽车回家。
纳吉留着典型的匈牙利式小胡子，圆圆的脸。他性情沉静随和，很快和莫斯科的流
亡团体成员结成了朋友。我当时相信，纳吉与莫斯科领导人一定能找到办法，恢复
匈牙利的平静。起义的最初几天过去后，坦克撤出了布达佩斯。纳吉保证要推行自
由化政策。
然而为时已晚。匈牙利人民已不满足这一点。抗议活动和流血事件持续不断。
11月4日，苏军坦克返回布达佩斯。苏联人不停地通过我的紧急电话线翻来覆去地问
我同一个问题：北约组织将如何反应？我心里并没有数。一方面，大量证据表明，
北约正在秘密地针对苏联人备战。另一方面，根据潜伏人员提供的消息，西方似乎
不打算动手，因为担心事态会升级。我心一横，回电给莫斯科：“北约不会干预。”
如果当初我判断错了的话，我这个局长十之八九要被撤职。这还是最轻的结果。
可我说对了。纳吉于是成了苏联人的替罪羊。苏联人向躲在南斯拉夫使馆里的纳吉
和其他匈牙利人保证不会审判他们，但却食了言。他们把纳吉从南斯拉夫使馆里绑
架出来，带到罗马尼亚，经过闹剧般的秘密审讯后就地处决。苏联人的行径完全回
到了斯大林最黑暗时代的做法。日后，匈牙利外国情报机构首脑劳伊瑙伊向我坦白
说，他曾亲自参与对纳吉的审问，为此深感内疚。“米沙，这种事永远不应重演，”
他说。 暴徒肆虐杀人的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场惨痛教训。虽然莫斯科的教
条主义者借此事件暂时得以将改革者打为反革命分子，但对许多独立思考的共产党
人来说，这次起义的原因却是扑朔迷离，从中得到的启示也很复杂。列宁时代的老
问题不禁萦绕在我的脑际中：“我们难道要冒失去得之不易的江山的风险吗？为了
谁的自由？自由的敌人又是谁？”
1956年3月，我们在国家安全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意义。当时
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仍是沃尔韦伯，他不像后来接替他的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