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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据说她拿到30万西德马克，条件是不得透露联邦情报局插手西德政治的内情。
从此她销声匿迹。直至今日，她到底是哪一方的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我仍是一
个谜。
经过施泰因吕克一事的挫折，我悟出了一点：刺探联邦德国政治秘密的秘诀在
于四处撒网，广开情报来源，对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要让他们感受到无微不至的
关怀。右翼方面，我们同京特·格雷克建立了联系。他是一位爱国者，战前曾任国
会议员，因反对希特勒坐过监狱。后来参加了1944年试图暗杀希特勒的密谋集团。
格雷克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一些铁杆保守分子最终和我们站到了一起。他们反对阿
登纳企图借美国产婆之手接生一个新德国的政策，与他势不两立。格雷克公开会见
乌布利希，以表示他对阿登纳政策的不满。为此他被驱逐出阿登纳的政党。我们仍
然与他保持往来，把他作为了解基督教民主联盟圈子内情况的一个重要消息来源。
他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情报。
当格雷克的助手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的消息传出后，格雷克认识到波恩当局
十之八九也在着手准备收拾他，借此把所有反对亲美政策的人打成共产党间谍，把
他们搞臭。事不宜迟。我o］立即通知格雷克逃到东柏林。一直是保守分子的格雷克
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局。不过当时我们话说得很直率，他别无选择。如果阿登
纳决定拿他开刀，杀一儆百的话，他在西德也不可能保持社会知名人士的地位。
我们安排他在东柏林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格雷克解释说，他是出于
爱国才与我们保持联系。我国领导人对这次宣传上的胜利沾沾自喜，甚至可以说有
点得意忘形。从此他们胃口大开，只追求要人叛逃的一时轰动效果，根本不考虑一
个没有暴露的优秀间谍胜过10多个弃暗投明的间谍这一点。以前我有一个人，化名
蒂姆，真名叫施密特·维特马克。他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员，负责欧洲安全问题
的委员会成员兼基民盟青年分部防务委员会的主席。由于他的地位，他成了工业界
巨子们的红人，未来基民盟主席的人选。1954年夏天，我度完假后回来，看到沃尔
韦伯留的一张便条，通知我必须把维特马克撤回东德。我愤怒至极。为了出一次记
者招待会的风头，竟不惜牺牲一个向我们递送波恩加入北约组织详细条件的人。况
且我知道维特马克一定极不情愿放弃他在西德前途似锦的仕途，跑到东德默默无闻
地度过余生。但我无能为力。不管一个情报机构多么敏锐，它始终是政府手里的一
个玩意儿。
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告诉维特马克这个消息。我事先想好的几条政治理由一点也
没有打动他。他不满足于仅仅当一部永不停转的宣传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没办法，
我只好谎称西德反谍报机构正在跟踪他。惟一避免坐牢的出路就是立即逃到东德。
他表示，只有妻子同意才能做此决定。我们推测，虽然他妻子知道他为东德搞情报，
但不会对移居东德兴高采烈。我们于是劝维特马克返回汉堡前先给她写封信。我们
的信使赶在他之前火速回到汉堡，先把消息告诉了她，使她精神上对这一突如其来
的打击有所准备。面对要么丈夫受辱坐牢，要么在东德一栋临湖的漂亮房子安家，
开始新的生活，她选择了后者。
1954年8月26日，维特马克在东柏林的记者面前露面。他透露说，阿登纳在外交
和安全政策上有重大隐瞒。按照以往在这种场合的做法，我们还让他透露一些通过
其他来源得到的情报，以增强宣传效果。这一口是苏联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即
波恩正计划建立一支拥有24个师的陆军。这完全不符合波恩政府在公开场合表示的
立场。
维特马克被安排到外贸委员会当副主席。我始终为把他召回东德的决定感到遗
憾。我常常怀疑，我们是不是为了一条大标题而葬送了一位未来的国防部长。格雷
克成了全国民主党内的一名干部。该党代表东德的退伍军人、手工业者和小企业家。
可怜的格雷克只好在这个闲差上度过晚年。
当年轰动一时的叛逃到东德的事件完全不是我们策划的。叛逃者甚至根本就不
是我们的什么情报来源。他的职业反倒是侦破我们的间谍。此公乃是西德反谍报机
构（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头子，名叫奥托·约翰。今天很难感受到这一事件在当时
掀起的波澜。那时，所有德国人的履历和忠诚仍受到他们昔日敌人的怀疑。左派人
士在社会上仍享有威望。
约翰本人反对纳粹。在参加了一次纪念1944年7月20日反对希特勒的未遂政变十
周年纪念活动后，他从西柏林消失了。失踪前，有人最后看到他与一位老相识，妇
科科学家沃尔格穆特博士在一起。1954年7月ZI日，他在柏林郊区的苏联军事基地再
次露面。有证据表明，他俩同乘沃尔格穆特的车到了东柏林。
西德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指责共产党情报组织蓄意挑衅，绑架了约翰。说
来也巧，正当波恩政府发言人宣称约翰不是自愿离开联邦德国的时候，这位情报头
子却在东德广播电台上斩钉截铁地说，他来东德完全是自愿的，因为阿登纳已沦为
美国人的工具。美国人“出于与东德士兵打仗的需要，拥抱那些丝毫没有从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灾难中吸取教训的人。这些人正在等待时机，为1945年的失败复仇”。
他还披露说，西德情报网使用的人主要是纳粹分子。这番话出自他的口极有分量。
然而，和冷战白热化时期发生的许多事件一样，这件事也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
单。下面我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一怪诞事件的始末首次公之于众。
约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是解开这一疑团的关键。战时他参加了纳粹反
谍报机构内一个密谋暗杀希特勒的抵抗小团体。通过别人的引见，他结识了后来暗
杀希特勒未遂的冯·施陶芬贝格。他接到的任务是弄清如果预谋者干掉希特勒的话，
盟国是否可以接受他们的求和。约翰当时在中立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为德国的商业
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工作。他与当地的美国大使馆，特别是与美国武官霍恩
撒尔上校搭上了线。霍恩撒尔上校在艾森豪威尔司令部最高层有熟人。约翰还通过
英国驻里斯本大使馆向英国传递口信，寻求它的支持。
许多年后，约翰告诉我，他认为金·菲尔比扣压了他的口信。菲尔比是克格勃
安插在英国情报机构里的一名鼹鼠，当时正权极一时。俄国人坚决反对德国国内的
反希特勒人士与西方盟国达成的任何交易，担心保守势力推翻希特勒后会团结一致
抗击俄国。“我交给菲尔比的文件一定被他塞到卷宗里什么地方了，”约翰对我说。
“伦敦八成根本没看到过这些文件。”此时菲尔比早已作古。
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流产后，密谋小组的成员受到残酷的捕杀。约翰设法从马德
里经里斯本逃到英国。记者德尔默收留了他，在自己的广播公司里的评估部门给他
找了份工作。战后，在审判冯·布劳希奇、冯·伦德施泰特和冯·曼施泰因三位德
国陆军元帅时，约翰向英国提供的证据还被作为参考。考虑到这一背景，他被任命
为位于英占区科隆市的西德反谍报机构的首脑就不足为奇了。
约翰与美国人扶植上来的外国情报局首脑，前纳粹分子格伦和阿登纳身边的其
他纳粹分子决算不上是天然盟友，与阿登纳本人也是貌合神离。阿登纳和许多西德
保守派人士一样，认为斯道芬伯格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是冒险主义。约翰本来想在新
组建的外交部里任职。后来他告诉我，去外交部根本不会有任何出路。那里到处是
当年围着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转的外交官。更刺痛他的是，格伦的副手拉特克
被调到了反谍报机构，显然是为了监视他。1954年时，他已感到不堪忍受。因此7月
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在东德露面被人看做是叛逃显得顺理成章。实际情况完全
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比这古怪离奇百倍。约翰压根儿就没想叛逃。身为苏联间谍的
沃尔格穆特博士决定趁他的朋友情绪低落时把他诱骗到东德。我的克格勃同事发誓
打赌说，他们没有授意沃尔格穆特这样做。但我可以想象沃尔格穆特对自己的联络
官说：“我可以把约翰拉过来。”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