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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惨案发生在北京的时候，时值阴霾满天、风雨交加。严复恰在北京，目睹了这一切，他无比悲痛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相同相似的自然景况，面对的又是相同的政治风云，没有参与戊戌变法的局外人严复却执着于中国的改革，发出“莫遣寸心灰”的坚定誓言，而参与这个历史事件的政治家，却从此“此去闭门空谷里，会须读易复言诗”，在被迫远离政治改革的漩涡外，个人的思想和思考都在遭受挫折以后统统关闭，而转向了从前所熟悉所乐道的传统文化之中。他隐居在瓶庐，就是躲进了一个封闭的螺丝壳里，蜷缩起身子，等待慈禧的加罪，也盼望着昭雪。
他依然是一位恪守封建道德的臣子，他的“忧国如焚”仍然没有脱离人臣忠君爱国的范畴，所有的企盼和焦虑是自己的学生光绪皇帝的安危，是慈禧的一举一动可能加诸他的迫害程度。直至临终，他所盼望的东西都没有如期而至，政治生命彻底结束，失望和愤懑交织在一起，啃咬着他的心灵。慈禧对他十分痛恨，诏书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时，加了一句十分刻薄的话：“以为大臣居心险恶者戒。”在慈禧的眼里，这位昔日倚重的大臣，在甲午战争和引导年轻的皇上走改革的路时，有着更多个人利益考虑的阴暗心理，而绝非出于公心，是值得让所有臣子们引以为训的反面教材。从以后翁同龢不断地用各种方法，包括与朋友书信及填词作诗以明心志的情况来看，他是很在意这句来自最高指示的道德批判和恶毒诅咒的。
至此，慈禧太后对翁同龢已经完全没有一丝好感了，即便日后不久其他涉案变法的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平反起用，而对于翁师傅却坚决不宽容。翁同龢至死也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任何形式的抚慰。这怎让翁同龢心安而不耿耿于怀？翁同龢也明白了这一切，彻底失望之余，他仍然以一个削籍大臣的身份写了一份遗折，极尽孝忠之能事。他是带着死不瞑日的无限悲伤离开这个世界的。
翁同龢于1898年世纪末被逐出政治舞台，于1904年世纪初在家乡病逝。他被一个旧的世纪所抛弃，也没有机会被一个新的世纪所接纳。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关于翁同龢的说法太多，有些甚至大相径庭，对于我们关注时代变革、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的重建和道德皈依，却不能不说事关重大。
唐圭璋与《沁园春·雪》
？ 曹辛华 郑伟丽2001年11月14日至16日，由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文学遗产》杂志等学术团体和单位共同发起，江苏古籍出版社协助主办，“唐圭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海内外的近百名专家学者与会。在研讨会中，词学家曹济平教授作为唐老生前的助手，披露了唐老1945年被中央大学解聘的内幕。1945年秋天，毛泽东主席由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当时柳亚子向他“索句”。毛主席遂将写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相赠。同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根据几种手抄稿首次发表此词。重庆《大公报》、《新华日报》等也予以转载，一时轰动山城。其后柳亚子等人的和韵之作也纷纷涌现。这就惊动了国民党当局，他们急于物色文人填词攻击。当时唐老正执教中央大学。有人找到唐老，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与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唱反调。唐老不愿意，遂找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问计。陈中凡也主张他坚持不写，甚至连拖延之辞都不能有。于是，唐老回绝此事。逼唐老为“佞词”者为易君左，当时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专员，又任《时事与政治》杂志社社长，曾相继写《沁园春》和《再谱沁园春》，来“围剿”毛泽东咏雪词。唐老谢绝易氏之命令的信函迄今仍在。据张曾泰先生所藏《名家书简》（万象图书馆民国三十八年二月版）可知此事发生于1946年6月。信中唐老写到：君左仁兄：前在校时曾奉六月十六日手书，嘱为《中国之词》一文，本拟勉应遵命，奈系务（师范学院国文系归并中文系）及新生考试事先后萦心，遂致不获稍握管，有负雅望，慨歉奚如。今小休此间，如可宽假时日，当及此补过也。
匆复并颂著安
法治、法律国家和法律
？ 袁传旭
法治不是具体的法律，它反映的是一种原则、一种理念。哈耶克对法治作了这样的阐释：“法治不是一种关注法律是什么的规则，而是一种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规则，亦即一种‘元法律原则'（或‘超法律原则'）或一种政治理想。”因此，法治的内涵不只是依法而治的问题，它首先关注的是规则，确立人类社会是由规则而不是由人统治人的生活，并且人的社会行为必须遵循一般性原则，它是最高的法律，是人类一切社会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次，要求社会依据符合一般性原则的法律进行治理；第三，法治原则针对的是政府，它要求政府的运行必须在制度的框架内，政府只有权采取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行动，任何行使权力的国家机构，不管是行政、立法还是司法部门都须如此。因而，法治意味着有限政府。法治强调的一般性原则最根本的是自由原则，如私有财产、私人领域、交易和契约的自由，言论、出版、信仰的自由等人的一些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为每个人天然拥有，并只保留在个人手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可侵犯，政府的行为要受到自由原则的指导和控制。自由是法治的核心和基础，但又依赖于法治，法治就是自由。因此，法治反映和强调的是政府和个人行为的正义性，其更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和进步的需要。
民主的目的是参与、公开、公正。法治信奉民主的价值，认定其是实现自由、防止专制的重要手段，但对其也予以足够的提防。因为单纯的民主有先天的缺陷，民主意味着多数意见占主导地位，少数人的正确意见往往得不到反映，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进而走向民主的反面。历史上，通过民主走向暴政可谓屡见不鲜。法治只是把民主作为实现和保障自由的决策方式，而不是一种确定决策应当为何的权威根据。民主手段的正当性并不代表结果为正当。民主不是最终目的，其服务于自由，其决策方式归根结蒂源于少数人也能接受，或者说，民主的正当性与否还要根据其结果是否符合法治原则来判断，因此，法治又是民主政治正常运行的条件。
法治思想来源于对人的不信任。首先，它认定人有原罪，天生具有自私、懒惰、放纵、敌视和浪费的本能，人性中最普遍的动力是“爱己”，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人才选择取舍，谨慎地运用各种方式去达到目标；第二，人类认知世界的能力永远是有局限的，由于受到时空和自然界发展变化的限制，人类对事物的看法一般都是短视的，常常被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笼罩着视线，从而牺牲自己的长远利益。人类往往认为自己可以主宰世界，从主观的美好愿望出发行事，结果事与愿违，造成惨痛的教训。所以，人未必是靠得住的，由人组成的政府自然也未必是靠得住的。政府机构特别是行政部门是不会自己立法或划定范围来限制自己行动的，须把其当作自然人一样对待，通过种种制度对其进行制约和教化。如杰佛逊语，“政府是必要的恶”，“要用宪法之链束缚，以免受其祸害”。因此，法治思想既来源于对人的不信任，又来源于人的“爱己”本能的另一面，即人对自由和发展的本能追求。
法治观认为，个人和组织自身没有造法的能力，一切被人类保留下来的对某一社会行之有效的、促进社会进步繁荣的制度、规则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性的东西，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个人、社会及我们身外的物质世界之间相调适的产物，但其又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得的。或者说，它们是人类社会进化而非个人设计或短期积累的的产物，是人的自然选择。它们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潜意识行为到有意识行动、逐渐被发现和认识、再被正式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