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懵懂懂地当了镇上阿跨仔官（“官”，尊称）家的养女。
阿金娇小可爱，又勤劳温顺，深得养母一家人的怜惜，虽说因思念父母背着人流了不知多少眼泪，伤心到身体消瘦，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以后知道了自己是童养媳，看到将要做自己夫婿的那个人强壮活泼，也自欢喜。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她年满十七，要择日完婚的时候，未来的公公在罢工风潮中被官厅捉去。在同一工场做工的儿子想夺回父亲，被警察打成重伤，回到家便不能起床，发热呕血，不几日便死去，“工人们虽怎样怒号奔走，死已经死去了，有什么法子”。父亲在狱中受尽踢打折磨，伤残了身心，独子的死给又他致命的重创，罢工的失败也使他了无生趣，不久便撒手人寰。不多的积蓄全都做了医药丧葬费，夫死子亡更使得阿跨仔官悲伤过度，身体垮了下来，母女俩的生活陷入困境，阿金拼命劳作也满足不了一日三餐。
媒婆阿狗嫂找上门，以关心两人生活和阿金出路为理由，说服阿跨仔官将阿金租给人，“像阿金这样子，一定有较好的利益”。阿金经历这许多变故，以为是自己命不好，累及夫婿，非常伤心，不知道要怎样做，看到养母那愁苦的脸，自己连叹一声气都不忍，生怕增加养母的悲痛。阿狗嫂的话，虽然只听见一二，但意思她已经推想到了，心里增添了不少悲苦和不安。这样过了一年，生活更窘迫了，阿金无法可想，惟有伤心而已。
有一天，阿狗嫂来过之后，阿跨仔官面对正在编草笠的阿金，未语泪先流。阿金早就明白自己的沦落是不可避免的，但求不要再被卖掉，只听养母说，是富户阿力想再娶一个小妾，也可以不嫁进他门，包养在自己家里，“现在做小不是什么不体面，又况是自己家里”。阿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劳力，赡养不了养母，除了自己的肉体之外，别无生钱的方法，“不使她老人家受苦，只有牺牲她自己一身了”。十八岁妙龄的女儿身，给那个老迈、肥胖、丑陋不堪又老不知羞的阿力做玩物，阿金尽管满心不愿意，也不得不跳入火坑了。
然而，只过了五六个月，阿力看阿金就不仅仅是不喜欢了，还有些生厌。原因是阿力并不是真正爱上了阿金，只是家里的妻妾不能满足他的变态的性快乐，而阿金年轻娇媚，包养她比玩妓女便宜十倍。可是，阿力家原本有三房妻妾，单单与异性接触，“一些儿也不能得到快感”，他所追求的是“能格外满足兽欲的一种性的技能”。穷苦人家单纯的少女阿金，哪里会有那种销魂荡魄的手段、蛊惑狐媚的才思？她只能贡献女性的肉体让阿力蹂躏，自然无法满足他的兽欲。所以，过不多久，处女所具有的新鲜感消失，阿力便玩厌了。恰在这时候，发现阿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这叫他更加不喜欢，他并不缺乏子嗣。他竟然想趁孩子还未出生，赶快与阿金分手，不然将来不得不承认孩子，要分走他的财产——“我已这样年纪了，阿金还那么年轻，后来怕不我出钱给她陪嫁，做个死乌龟？”这样他就不到阿金那里去了，偶尔去一次，“也使性使癖，教阿金难堪，阿跨仔官所仰他供给的生活费，也故意延缓不给，在先还托阿狗嫂去向他要，一两次之后，阿狗嫂也不再替她奔走了”。
阿金为不再遭受兽性蹂躏感到轻松，可是因为几个月没有做工，原先的活计都断了线，一时找不到新的，她又有了身孕，也不能干太重的活，所以生活比以前更为艰难。阿跨仔官“自然免不了怨叹”，不想竟传到了阿力的耳朵里。阿力吵上门来，扬言阿金的身孕他有些可疑，还明讲他是厌了，丢下一百元钱，声明“以后我不管了，自己打算好”，说罢，扬长而去。
有人教阿跨仔官向法院起诉申请赡养费，“但是辩护士要钱，法院印纸要钱，她没有这么多钱，且法律会保护到她们吗？她不敢信任，也只有自己怨叹而已”。
阿金被抛弃，为此受到世人的鄙视，但她自己反而更泰然，一点儿也不悲恻，因为阿力所给予她的原本就不是幸福，“只有些不堪回忆的苦痛烦闷”，一旦痛苦解除了，自然是快乐的。她劝慰经常悲伤咒诅的养母，不要发愁以后的生活，她是苦惯了的，自信还能够劳动，还能养活她们自己。可是，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想到一旦生下孩子，担负起抚育的责任，没时间劳动，会更拖累了养母，“阿金不能不别想方法，她觉得有了孩子，是使她老人家愈走到不幸去”。
在一个月明之夜，阿金在河边洗衣服，头晕跌下河去，因身体不便，爬不起来，就这样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赖和有几句诗是形容日据时代台湾百姓生活的：
剥尽膏脂更摘心身虽苦痛敢呻吟
忍饥粜米甘完税身病尺寒沿典衾
秦得参、添福、阿金们的遭遇就是这些诗句最好的脚注。剥尽他们的膏脂更摘去他们的心的，不只有日本殖民者，还有台湾的封建势力。人民在这层层盘剥榨取残害践踏之下痛苦哀号，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四、曲折隐忍不息复仇心声：对受虐者奋起的呼唤与歌颂
尽管处于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文学作品不能正面对日本殖民者口诛笔伐，赖和却毫不妥协，他的小说仍然曲折地表现出受虐者的觉醒与反抗。如《一杆“称仔”》中，秦得参宁死也不愿做畜牲，采取同归于尽的方式向施虐者复仇；《丰作》中，蔗农们组织起来包围会社，对新的采伐规则提出抗议。这是表现下层人民不屈的精神，《阿四》和《善讼人的故事》则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传达出台湾的吼声。
《阿四》是未发表的作品，很可能因为其中颇具明显的反抗意识而不便发表。
阿四从医院退职以后，顺从家人的劝说，在乡里开起诊所来。他原以为自己开业是自由的，然而，殖民者强加的种种法律法规无处不在，根本没有自由可言。在先驱者说服下，他觉悟到他所遇到的种种不平的原因所在，并知晓了补救的方法。朋友对他说：“这是属于政治一方面的运动，单事原文如此，见《赖和全集》第1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69页。政治运动，不能算是完善的方法，因为多数民众若不会共鸣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一方面须从事民众的启蒙运动，台湾民众所受的政治上的压迫痛苦也已够了，所受官权的欺凌将到不能再忍了，吾们向大众宣传他们所受痛苦的原因，向他们表示同情，教他们须求自救，他们波涌似的倾向到吾们这边来。”
朋友的启示，让阿四的欢喜“有似哥伦布的发现美洲，也似溺在深渊，将失去自浮力的时候，忽遇到救命艇。因为以前他所抱的不平，所经验的痛苦，所郁积的愤恨，一旦晓得其所以然，心胸顿觉开阔了许多”。从此，他成为一个热心的社会运动者。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过去所构想的事业纯属虚幻，只有为大众服务，才是正当的事业、光荣的事业。
有一年暑假，东京的台湾留学生组织了一个讲演队，想为台湾民众的文化向上尽一点微力。但是“支配阶级一方面，被久来的传统思想所支配，以为民众是冥蒙无知，较易统治，若使他们晓得有所谓民权，有所谓正当的要求，晓得官民原属平等，便于他们的统治上有所不便，因为支配阶级们扬威惯了，蹂躏百姓们惯了”，所以对讲演多方阻挠，务使学生不能向民众开口，讲演队在台北就到处碰壁。阿四所在的地方青年会闻知这一情况，便不顾威胁提供场所，并为其计划一切事务，使讲演队终能向民众发出第一声呼喊。事后，当局觉得支持讲演队的人冒渎了他们的威严，找茬儿报复支持者。阿四并不因此有所畏缩，仍然热心于启蒙运动，到处讲演。
1923年12月16日，阿四的诊所门前忽然来了一队警官，搜查抓捕，将阿四带到郡衙。阿四家人惊慌失措，到了下午才知道台湾全土“一时被检举，共有三十余人”，是因为“议会设置请愿”事件而获罪。阿四因罪状较轻，与另外十多个人，只受到三周的拘留便被释放，余者在拘留六个月后，才付于公判。“这次的裁判，司法当局受到权力的左右，已不能保持法的尊严了。三审的结果，各判为有罪”。
阿四受到这次迫害，“对于支配者非常憎恶。把关联于他们的事务，一律辞掉，决意不和他们协作。也觉得此后的压迫一定加倍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