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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润可沾，本可付之不问，设使有被秘方所误，死的也是别人的生命”。
这天，一位本地小有名气的西医来访，向蛇先生求教秘方。蛇先生否认他有秘方，可没有一个人相信。蛇先生非常恳切地对西医说明了他能治好蛇伤的奥秘所在，并且给了一包草药让回去化验。西医寄给他一位从事药物研究的朋友，耗费了一年零十个月的光阴，才弄明白除了巴豆之外，“没有别的有效力的成分”。此时，蛇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这篇小说，被认为是启蒙时代破除旧社会“迷思”（myth），导引进步观念的作品。
赖和更为反感的是台湾社会风行的养女、童养媳、蓄妾等残害妇女的习俗。台湾属于一种移民社会，居民大抵由闽粤两省移入，其目的在于开辟草莱，拓殖新土，因而多为年轻力壮的生产人口，父权体制在此得到强化，男尊女卑的情形特别严重。日本人据台后，其轻视女性的观念更使得台湾妇女的地位等而下之。贫苦人家的女孩首先成了牺牲品，动辄被卖、被弃或送人，养女之风益炽。养女在收养者家里，多数不被当人看。因为一般收养者的初衷都不是发善心，而是出于一定的需要：或托养女之名行蓄婢之实，或为招弟（相传收养幼女可使养父母生子）、“哭脚尾”（死后有人哭丧）之用，有的就是童养媳的代名词。养女的命运通常都很悲惨——被当作工具任意驱使、被视为奴隶肆意虐待、被看成商品随意转卖，甚至被养父糟蹋，被养母逼着接客……一句话，她们完全没有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待遇。蓄妾也是父权制台湾极为普遍的现象，男人三妻四妾被社会习俗认为理所当然，妾的境遇往往也不比养女强多少。日据时代的台湾小说，对这些不人道不公平的习俗，作过很强烈的抗议。赖和的《可怜她死了》就是其中的一篇，富户阿力正是仗着社会对男权的纵容，对财富的偏袒，而对阿金们始乱终弃，不负一点责任。小说揭示了阿力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个人的、孤立的现象，其背后有强大的体制、传统、习俗做支撑，这样，阿金的悲剧命运就是一种必然。
赖和还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局限性出发，剖析台湾人的性格。如《丰作》中，添福被制糖会社盘剥殆尽，几乎无以为生，却只敢暗地里诅咒，丝毫见不到有什么反抗的行动，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可怜她死了》中，阿金对阿力的恶劣行径，也只是一味地隐忍，逆来顺受。有人认为，“这样的性格，是以农业为主要生活的汉民族的特性”，（许俊雅：《台湾文学论——从现代到当代》，（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7页。）是不无道理的。民众的温顺驯服并不能使强权者良心发现，相反，还助长了他们的飞扬跋扈、予取予夺。《不如意的过年》、《浪漫外纪》等篇，作者在鞭笞日本警察的同时，也批评了国人嗜赌的风气，并把这种风气与种族沉沦联系起来。在《不如意的过年》中作者描绘，日本人在台湾推行阳历新年，台湾人显然不乐意接受，街面上冷冷清清无甚过节的气象，民家只应景似的插些旗子，杂乱不整。可是，并不妨碍他们把新年当作“赌钱的季节”，因为，“嗜赌的习性，在我们这样下贱的人种，已经成为性格的重要部分。暇时的消遣，第一要算赌钱”。赖和的这段话，被认为是“沉痛已极，其字里行间充满着焦虑和失落感是可以体会出来的，在日本统治下，他急切地对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与劣根性提出批判；另一方面，他也承受着批判之余，来自民族情感的隐痛”。（同上。）
三、饱蘸血泪吐露民族悲情：对人民绝境的体察与再现
赖和小说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是真实深刻地反映殖民地台湾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作者始终站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一边，以极其悲悯的情怀，描绘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苦难众生。
《一杆“称仔”》、《可怜她死了》、《丰作》等篇中的主人公，都是最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正直，善良，勤劳，没有过高的奢望，只想凭着劳动求一份温饱，活着，繁衍生息，但命运似乎总和他们过不去，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满足这些人生最起码的需求。就像在苦海中撑一条破船，任拼死挣扎，总也渡不到尽头，连一块暂且存身的礁石也难寻，挡不住一次又一次地被浊浪卷入更深的旋涡，最终陷入灭顶之灾。
《一杆“称仔”》是赖和的代表作之一，写底层百姓秦得参苦难的人生遭遇：
镇南威丽村以穷苦农民占多数，秦得参一家“尤其是穷困的惨痛”。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死了，地主为了多得几斗租谷，残忍地夺佃，根本不顾这孤儿寡母的死活。母亲别无出路，只好听从村邻长者们的安排，招赘一个夫婿来家抚养儿子。可是，这个后父把妻子都视作一种机器，更别说善待继子了，多有打骂，夫妻之间因此不十分和睦，后父便不大照管这个家了。幸亏母亲勤劳节俭，好不容易把秦得参拉扯到九岁，能看牛、做长工了，母子俩才得免冻饿的威胁。
当秦得参长到十六岁，能够种田了，母亲让他辞去了长工，回到家里，想租几亩地种，但这个时候，租地不容易了，因为糖的获利高，制糖会社肯出较高的租金，惟利是图的地主们哪管农民的生计，母亲又不肯让秦得参去会社做牛马一样的劳工。于是，他就打散工。他的力气大，做事勤敏，雇主都爱用，每天都有活干，加上母亲的精打细算，渐积下些钱米。到十八岁上，他娶了同村农民的女儿为妻，夫妻协力，日子也还过得去。
之后不久，儿女降生，母亲病故，妻子因要照料幼儿无法工作，一家的重担都压在秦得参一个人身上，以至于积劳成疾，卧床不起。妻子只得丢下啼哭的孩子和重病的丈夫外出做工。这样到了年尾，秦得参好了一点，能干轻些的活了，可又找不到工作，想想一至新春，万事停下，更没有做工的机会，一家人吃什么呢？必须要积蓄半个月的粮食，以免全家饿死。他听说镇上蔬菜的销路很好，就让妻子找娘家嫂子借了惟一的金花（头簪），押了几块钱做本。没有秤，要买一杆，可那是官厅的专利品，不是便宜的东西，哪来的钱？妻子赶快找邻居借了一杆“尚觉新新的”秤。头几天生意还好，赚了钱，买了一些必需品。这一天近午，一个下级巡警巡视到秦得参的菜担前，看到菜色比较新鲜，问花菜卖多少钱一斤。秦得参忙说：“大人要的，不用问价，肯要我的东西，就算运气好。”说罢，选择几茎好的，恭敬地献给对方。然而这位“大人”却说：“不，称称看。”秦得参老实，又没经过世面，不懂得这只是虚伪的客套，当真上秤称了，不再有赠送的表示。巡警马上变色找茬儿说秤不准，要秦得参拿到警署去。秦得参稍微辩解一句，巡警勃然大怒，折断了秤杆，还把秦得参的姓名、住址一一记下。两天后，他被带到衙门，法官不容他分辩就判他有罪，或者罚款三元，或者坐监三天。秦得参无钱，选择了后者。妻子闻讯，把准备赎首饰的钱拿出来赎他回家。
秦得参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人不像人，畜牲，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若死了快乐。”新年之夜，秦得参自尽，市上传言一个巡警被杀在道上。
《可怜她死了》是赖和小说中惟一一篇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揭示了那个豺狼当道的社会中，女性更为凄惨的命运。
小说的开场是一对中年夫妇愁坐在一间矮窄昏暗的屋子里，商量着要把女儿阿金卖掉。妻子阿琴的一场重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可猛于虎的户税却不能不交。夫妻俩只有这么一个独养女儿，丈夫泪珠滚滚，万般不舍：“纵使这一期户税不纳，也不是就要拿去头，何至着要卖子？”阿琴举出村邻交不上税家破人亡的例子，对丈夫说：“你若是被拿去关，我饿死是不相干，阿金要怎样？囡是我生的，我岂会比你更忍心？”说着，也自抽咽起来。要让女儿“逃生”就必须把她卖掉，这是多么残酷的悖论啊！父母惟一能为爱女做的，就是精心选择了“丈夫还良善”、“儿子也还清秀”、“家里也过得去”的慈祥妇人做买主。于是，十二岁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就懵懵懂懂地当了镇上阿跨仔官（“官”，尊称）家的养女。
阿金娇小可爱，又勤劳温顺，深得养母一家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