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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50年代中期，我在本省红色翰林院当供奉，穿美琳西服，骑Rayleigh洋车，路遇架车阻道，颇不耐烦。看那拉中杠的男子眉宇犹存旧军官气，再看那拉飞蛾的女人相伴依依，两人表情似露三分惭意，我绝对想不到自己很快就会被踢入他们的群落，而且比他们更狼狈，现出种种可笑相来。天道好还，有罪大家都去轮流受受，这才公平。何况对我也有好处，所以至今仍无怨气，但觉回想起来有趣而已。
最初是给本院伙食团拉煤，每月六车，每车半吨，早饭后出，晚饭前归。一辆架车三个右派，音乐家方兄，国画家吴兄，我。我自知罪特大，主动拉中杠。方吴二兄拉飞蛾，走在我两旁，皆甚卖力。方兄义气，见我疲惫不堪，总要换拉中杠，让我松弛松弛。吴兄是个乐天的好老头儿，拉车途中常有笑话凑趣，而心头正在构思他的嘉陵山水长卷。快活总是在空车去路上，因为暂时逃脱了革命同志的监视。而满车归路上，三人累成马脸牛睛，无力说话，沿途坐歇，羡慕徒步。若是去北八里庄政法炼焦场拉煤，脸上身上还不免乌猫皂狗。可怪的是，上午空车去路觉得路还平平坦坦，下午满车归路怎么尽是爬坡上坎。从八里庄拉回城来，我数过，要爬三个软足坡。嗨呀呀，拉上坡，正在苦苦挣扎，又听见后面有自行车不耐烦地敲铃，心头就忍不住要冒火。这时候才想起自己从前骑车，不是也厌恶过阻道的架车吗，真是罪过。有几回爬陡坡正要命，忽来奇迹，肩上腕上减量，腿上腰上添力，心头明白后面有人助推，多半是老大爷小学童大嫂子，乃大受感动，回头道谢，目送远去。
有一次八里庄政法炼焦场拉煤，出场不循指定路线，被截住一顿骂。方兄不服，同那壮汉顶嘴，惹得壮汉暴怒，说要扣留架车，还要我们交代所在单位。方兄戴眼镜，我又太瘦，发配拉车，显然是右派分子嘛，所以那壮汉，人呼许干事，把我们当成犯人吼骂。我自知臭名响，深恐露馅，连忙扯方兄走。此次受辱之后，拉车分外小心。过了几日，被叫到编辑部去看稿，发现政法炼焦场有诗稿寄来，作者姓许，也不管他是不是那壮汉，我将稿纸揉成一团抛入字纸篓中，算是报复。
我拉车低着头，怕被路人看透我是右派，尤其怕遇熟人。方兄亦然。不敢路过西大街歌舞团大门外，总让我一人拉，他好绕开旧游之地，鼠窜小巷。后来我下本院农场，多次进城拉粪，由老牌记者车见拉飞蛾。他极卖力，又会摆龙门阵，可怕的是他沿路大声招呼熟人朋友，以爆炸的热情叫道：“我们下农场！去锻炼！”让满街过路人都晓得我们“犯了错误”，用看异类的目光盯我们几眼，使我非常难堪。而他倒很昂然自豪，似乎拉粪特别有脸，这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啊！有一对老作家伉俪，调来本院当官，藏书运来，叫我拉去。我和本院一位文盲工友来回拉了几车，一箱箱的抬上楼去放好。没有半个谢字，那男主人笑哧哧的用冷眼打量我，那女主人看见文盲工友戴着一枚拾得的银戒指，便打柱头惊磉磴说：“小刘哪，可别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哪！”比较起来，老作家沙汀未免太厚道。那一年他住家老西门外，独院被洪水围困了，由我拉半车米送去。他家煎蛋煮挂面飨我，还开了一听凤尾鱼罐头，且有语言酬劳。在那些年，上头常派革命同志给我拉飞蛾，亦有监督之意。他们深怕被右派毒害了，所以各个满脸秋霜，缄口不语。又担心被外人误会了，以为他们也是一路货色，所以都俯着脸，闺女含羞似的不让人看。别人因我而羞耻，我只好低头再低头，差点夹到胯底下去了。
有一次去了平福桥沙河机械厂偷粪，实在有幸，上头派了一位学者，他是中国神话学的权威，来拉飞蛾。蒙他不弃，一路卜和我讨论《天问》，从月亮神话的“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顾菟是不是蝌蚪到治水传说的“应龙何画，河海何历”应龙是不是鹰龙，一一辨析，兴趣盈然。学者走惯了大跨的八字步，不会走拉车的碎步，所以合不上脚，用不上力，还要侧脸发言，说得眉飞色舞，忘了是在拉车，襻绳都未牵伸。粪车在平福桥街上歇脚，误停在街中间，警察跑来训骂，说要扣车。学者头上无帽，竟敢抗议。于是触怒警察，真要扣车盘查我们是啥身份。我急忙赔罪认错保证不再犯，方才化险为夷，赶快拉走。还有一次给本院伙食团拉东西，左右飞蛾二人都是贬官出了党弄来劳动的，路上二人互相攻讦，且都想“统战”我，争取个二比一。拉回本院后门，二人不待卸车，急忙丢脱襻绳，同步跑到伙食团管理员面前去争着抢先汇报情况，还同声询问道：“我和他（互相指着对方）到底谁领导谁呀？”我在后面卸车，听了觉得可笑，真想答一句“我领导你们”，却又不敢。
大饥饿的三年，我因饥饿水肿，从农场被叫回本院养病，间或给伙食团拉米拉面粉。此时架车的毂筒已经改良了，钢圈轴承换成滚珠轴承，所以不用飞蛾，由我一人独拉半吨。成都郊区所有粮仓和面粉厂，远的如老南门外红牌楼仓库啦沙河堡那一头建成面粉厂啦，近的如老西门外万担仓啦东安街面粉厂啦，我都拉过。满车归路上，饿得心慌，溜进茶馆歇脚，大嚼冷硬馒头，拾起碎渣舔个干净，泪湿眼睫，“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面包”，宗教感情油然生焉。片刻，脚力恢复，又孑然上路了。赤日如刑讯灯，烤得汗渍眼角，胸似檐滴，裤腰湿透。汽车驰过，卷起灰尘，进城已成花脸猫了。拉人本院后门，往往天已擦黑。米面扛到厨房，丑、李二厨师端饭给我吃，舀一大碗剩菜，如飨饿牢之鬼。他俩多次让我白吃，向我眨眼睛，表示不收票。上帝有时候以炊事员的面貌出现，令我铭感不忘。当时不十日本院各位供奉编修均在挨饿，全国人民也在挨饿。而我拉回粮食之外，还从农场拉回厚皮菜、红薯、茄子、南瓜、芋儿、洋芋之类能疗饥的蔬果，所以颇得革命同志们的好感，很可能1962年就混脱帽子了，如果最高不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话。
有一次从农场拉了一车嫩豌豆回本院，仍然不派飞蛾，由我一人独拉。嫩豌豆当时是救命粮，是农场偷偷买公社生产队的，怕被社员知情阻拦（因为他们正在挨饿），天黑以后才通知我赶快上路。嫩豌豆分装在四五个竹筐内，面铺一层小菜掩护，上盖防雨油布。拉到北门梁家巷，深夜十点过，肚子又饿了，正要歇一歇，忽有居民跑来翻看，知是豌豆救命粮，摸钱要求“分一点”。转瞬间拥上来一群人，把架车围困了，七嘴八舌乞求不已：“同志，多少分一点嘛，价钱随你喊嘛。”我再三地解释说，这是机关单位买的，不是我的，我不敢卖。他们听不进，要动手抢了。我大声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正在劳动改造！要拉回去交差，一颗也不敢卖！请大家放我走！”人群沉默，纷纷散去。我急忙拉起来，吓得腿颤心跳，想哭一场。
北门外的驷马桥，司马相如留迹的驷马桥啊，是我拉车留下恐怖记忆的地方。那天上午我从农场拉按树苗回本院去，走完驷马桥的一条短街，看见一辆载重汽车，挂一辆空拖斗，从我左边驰向前去。前去是陡坡，坡顶过铁路，然后又下坡。这辆汽车爬上陡坡，正要横翻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