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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讲了她在囚禁中，曾自尽明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对党忠贞的情节。我听来心里非常难受，眼泪一阵阵夺眶而出。
她说：“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伤心事，现在也只有说了。”
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开，妈妈走了。我一人在家，静下心来，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
我从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起就接触这方面的事了。什么中统、军统、三青团、汪伪敌特等组织的形成及现状；什么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的政策界限，光笔记就记了一本。我确信，共产党员被捕后，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泄露了党的秘密，属于叛变，定为叛徒；没有上述行为，写了自首书或登报发表了声明、启事，其内容为宣布脱离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或有其他损害、污蔑党的言词属自首变节，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妈妈所写的，并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说是自首变节呢？
妈妈从作协开会回来后，又同我谈了回苏联去的问题。她说：“你还是改乘飞机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这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转正的。”
我已入党十年。祖慧这时还是一个预备党员，她1956年8月去苏联留学前夕入党，预备期一年。
妈妈又说，“另外，也许你还能赶上见小灵子一面。”
我说：“若改乘飞机，要花好大一笔钱啊！我乘火车走，是无须妈妈花钱的，我在列宁格勒已买了双程往返的车票。”
妈妈说；“现在这情况，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我说：“好吧！”
次日，8号上午，妈妈叫夏更起去储蓄所取钱，然后去买机票。夏更起买到了11号的机票，花去800元人民币。我退了火车票，退回300元人民币，这钱我留在了家里。
乘火车与乘飞机都是11号离京，只是飞机两日可达，火车需行八天。
9号下午，妈妈仍去作协开会。她走后约半小时，夏更起接电话后告诉我：“作协党总支要你现在去谈话。”我即去文联作协大楼。
同我谈话的只有上次与黎辛一起和我谈话的那位女同志一人。
她问：“上次谈话，你说你将思考你母亲的反党言行，现在你想得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回答：“我尽力地想过了，但是还没有想出有属于反党性质的言论。当然，我还可以继续去想。”
她又问：“这几天你母亲在家里的情况怎样？说了些什么？”
我说：“这几天，她天天去开会，回到家里就在自己房间里写‘交代'、‘检查'材料，除了吃三餐饭时以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见面、谈话。”
她脸上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你说你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这是需要有实际行动的。”
我没有吭声。
沉默了片刻，她说：“听说你要回苏联，希望你回到苏联后，继续考虑你母亲有哪些反党言行。揭发材料可以直接寄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大使馆转给我们。”
谈了大约十分钟，结束了。
我从上海回来，一共在北京呆了六天，除第一天外，其余的几天，妈妈都去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去的时候，神态安然；回来的时候，精神疲惫，总要先去床上躺一会儿。我担心她的身体，怕她支撑不住，禁不住说几句要她注意身体的话，却自己都感到这些话苍白无力。
以我对妈妈的了解，通过我自己的思考，我不认为她“反党”、“自首”。我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坦直的人，对党、对组织，从来都是心口一致。可是，现在我却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思想。如果我如实地说，那么，等着我的又将会是什么？这正是妈妈所不希望并为之担心的。不只如此，我还得表明，我相信党，拥护党对她开展的斗争。我不这么表示，难道我还能有别的选择？而这样的表示，也正是妈妈希望并一再告诫我的。一切都这样的扭曲着，我心里感到非常苦恼，何以自己会处于如此境况？我真不知道该怨谁，难道该责备的是我自己？
五、离别
10号晚上，我收拾自己简单的行装，妈妈坐在我的床上，看着我把一件件衣物放进箱子。她不时插几句话，说把这个放在这儿，那个放在那儿，如同我小时候离家出门时一样。我不愿拂妈妈的心，一件一件都照她的话放好。我觉得这气氛有些凄怆。
妈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她说：“麟儿，我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
我心中涌起一阵悲凉：“妈妈！你不要这么说，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现在的事也怨不得你。我这次回来以后，你同我谈了许多，我相信你，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我心里全都明白。”
妈妈说：“你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
妈妈又说：“你放心我，妈妈是一个老党员，妈妈是坚强的。你也应该坚强。”
我答道：“妈妈！你也放心我。”
最后，妈妈说：“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今后好好地工作。”妈妈说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这一夜又几近彻夜未眠。我没有想到竟会是在这样的境况与心情中同妈妈离别。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了，妈妈卧室的灯也亮了。不一会儿，司机老王来了。我同他一起吃早餐，我吃了几口面，咽不下去，就搁下了碗。我回自己房里，系好领带，穿上了西装上衣。这是一套蓝色的西装，是我出国时妈妈带我一起去王府井大街的西服店，亲自选了料子做好送我的。今天，我有意地穿上了它。
还在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妈妈就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的一只单人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比较不动感情地同妈妈告别。我极力克制着心里的悲伤，走到妈妈跟前向她说：“妈妈！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妈妈想起身，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她瘫软在沙发里哭泣起来。我一只腿跪了下去，头伏在妈妈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泪倾注而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我六天中第二次流泪。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和耸动的肩膀，她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过了好一会儿，我抬起头来，见妈妈脸上流淌着一行行的眼泪，我打算站起来，妈妈伸开了双臂，我趁势把她扶了起来。妈妈刚一站定，就扑向我，紧紧地拥抱着我，好像一松开就会永远失去似的。妈妈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喊着：“儿子！我的儿了！”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妈妈终于松开了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双臂。我说声：“妈妈！我走了。我爱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我狠下心来走了出去。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地望妈妈一眼，见她无力地情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这生离，犹如死别。
我坐进了轿车后座，在汽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回顾了一眼多福巷16号小院。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瞥。1959年春天，我从苏联回到北京时，多福巷的这个家已不复存在。妈妈去了北大荒，小院也已被拆除，盖了华侨饭店。
汽车向西郊机场驶去，我的思想仍凝滞在刚才的那番生离死别之中。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车里呈现着死一般的寂静。
在机场大楼前，我向司机老王告别，他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夏更起送我进了机场大楼。西郊机场在颐和园后面，候机楼很小。候机楼前有一个平台面对跑道，送行的人可以走到平台上。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望见夏更起还站在平台栏杆的后面。
（选自《新文学史料》1998年1——2期）
文人拉车记
作者：流沙河
40年代吾蜀公路运输事业十分落后，成渝川陕两路，尚多骡车和板车。板车车身宽长，铺以厚板，两轮左右挟持，皆用载重汽车之轮，能载几吨货物。中杠驾掌一人，鼓眼看路，端正方向。两旁拉飞蛾的各四五人，赤膊短裤，一肩挎拉襻绳，一手撑扶货物，体前倾，喊号子，走碎步。到50年代初，军区文工团演唱《板车号子》时，这庞然大物正在被轻便的架车淘汰着，即将消失。架车，俗呼架架车而读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