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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徐光启一行到达陕西之后，只是与布政使司衙门、按察使司衙门和都指挥使司衙门这三司衙门打了个招呼，根本没有进行什么往来酬酢，而是直接深入到府、县甚至乡里等最低层的组织机构。
汤若望先是派人、后来又亲自来与徐光启晤面，可两人并没有机会深谈。一则是因为徐光启的事务繁多，每天恨不得十二个时辰连轴转。二则因为人来人往的也根本无法会商机密。
将这一切看到眼里，汤若望只好有些悻悻地返回。
按照事前计划，徐光启第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拢流民，垦荒整地，以备来年开春种植粮食作物。
到了大明王朝末年，北方地区的荒地、无主地是非常多的。究其原因，是因为赋税从无到有，后来甚至越来越沉重。
从南宋偏安南方直至蒙元彻底退出中原，期间两百四五十年，北方都是在异族统治之下。那些蒙古人、鲜卑人什么的可从来不以种植粮食作物为立身的根本，他们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或所擅长的是以游牧为安身立命之本。
再加上北方本来雨水远比南方稀少，土地因此而贫瘠，基本是看天吃饭。在那个缺少有效肥料的条件下，即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都稍嫌吃力。况且还要经受连年的征战、兵匪难分的军队的往来耙梳，最起码的安定的生活都成为奢望，更惘论从事稼穑。
因此，在汉人重新统一之后，为尽快恢复北方地区的民生，太祖朱元璋就采取了移民、军屯和永不起科的三大政策。但是，后来那些“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把江南诸省的田赋大部分折征银两，叫作“金花银”，规定米麦每石折价二钱五分。成化时又增为一两，这就使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农民打一石粮，交给朝廷的赋税达到八斗。一些农户，今日缴税，明日借贷，已经无法生存。交不起税，就得卖儿卖女，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流亡。宣德时，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正统时，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十余万户。天顺成化间，流民的数量超过一百万。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抛荒的土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
有数据说明，在明初，官府登记在册土地有八亿五千万之多，到万历六年，仅仅只有五亿一千万亩，整整蒸发掉三亿多亩良田。这只能说明全国将近40％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和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而且家有良田千亩者，无须纳粮当差，家徒四壁者却次次不落空，一些小户力薄难撑，只得举家逃亡。
这大批的举家逃亡的流民，冲击着帝国其他地区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的经济和秩序，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已经无需假设，很多受到流民冲击地区的地区已经出现混乱局面，只是因为地方官府刻意隐瞒，朝廷之上才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奏折。
其实，其他大臣也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顾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官场规则，几乎全都选择三缄其口，剩下的一两个敢于发出“不河蟹音”者，也多半以“居心叵测”、“用心险恶”等等罪名所威吓。
可是，皇帝陛下虽然同样端坐朝堂，却能见微知著，这就不能不令徐光启佩服了。
似乎还并不止于此，“以工代赈”尤其是一步妙招。此一措施的提出，困扰徐光启的所有难题几乎全数化解。
徐光启编纂过《农政全书》，对农事的了解和应对措施不可谓不了然于胸。但是如何将流民问题一并解决，此前一直无法想出一个完全之策。
现在好了，以工代赈，收拢流民，垦荒植田，朝廷出一份资金，就几乎可以解决面临的所有难题，实在是目前情况下事半功倍的不二法门。
至于开垦出的天地种植何种作物，皇帝陛下与徐光启也是不谋而合。
红薯，这种耐旱的作物实在是老天爷赐给大明王朝的宝贝。
当万历年间商人陈益冒险从安南引进红薯之后不久，就引起了农学家徐光启的注意。此后他一直给予关注，多方了解。后来辗转引进了少量的种子，一度在自家后院种植，因此对这种高产作物的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
红薯是高产稳产的作物，而且具有适应性广，抗逆性强，耐旱耐瘠，病虫害较少等特点，在水肥条件较好的地方种植，春天种植的话，一般亩产可达四五千斤。在北方地区，即便亩产减半，收获也是相当可观，足以令人振奋。
别的可以忽略，单这每亩一两千斤的产量，给予多大重视都不为过。尤其是在大明王朝的灾荒年景，推广红薯的种植更是刻不容缓。
徐光启早就有意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但是因为只靠他一人的力量显然不能见功。现在有了皇帝陛下的财力人力物力的全力支持，在北方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第1卷 第二十四章 大生产运动2（）
大明王朝时期的“陕西省”在后世应该称为陕甘地区，因为那时的陕西本来就是陕西和甘肃两省合并而来，地区行政首脑称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只不过所辖区域扩大之后，习惯仍称陕西省。
其实，大明陕西省的辖区还不止，它囊括了后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及青海省海晏、共和以东地区。治所倒是没变，还是设在西安府。
陕西省领8府、2直隶州，属州21、属县95。洪武二十六年（1393）有户294526，人口2316569；万历六年（1578）有户394423，人口4502067。
陕西省的灾情，实际上从天启年间就有所显现。
那几年的降雨量只是万历早期年间的一半，这对于基本看天吃饭的大明王朝农事生产的影响几乎就是致命的。
实际上也不止陕西一省，大明王朝的北方地区几乎都是如此景象，只是三秦地区的民风向来彪悍，皇帝陛下才格外重视。
徐光启到达陕西之后，并没有试图一下子就在全省推开皇帝陛下的赈灾之策，而是经过审慎的考量之后，选择了延安府做为试点。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并予以改善，然后再向全省推广。
这也是君臣事先商量好的步骤。
徐光启早已过花甲，差不多可以到达“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况且佐以一向低调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做事稳妥当为必然。但是，皇帝陛下是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年，如何能够率先提出“试点”这样好点子。没办法，只能用天纵神明来形容了。
殊不知那一世的政府，对于所有的影响范围比较广的国计民生方面的大政方针，在正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之前，几乎都要在小一些的范围内进行试点。
说起来，还有一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君臣二人的往来函商中，皇帝陛下曾叮嘱徐光启到达陕西之后，必须立即着手进行的数项措施之一，就是准备一定数量的地窨子，以备储存即将运至陕西的红薯种子。
当时徐光启看到皇帝陛下的此一指令时，竟然不由自主地惊出了一身冷汗。
南方温暖，自然不用考虑冻馁，可陕西的气候是绝对无法与云贵等地相比的。种子下地，是要在三四月份。之前红薯种子的输送，开始必定是比较零散的，等朝廷真正兑现早已宣传的承诺，才会逐渐有大批的商人或贩夫走卒加入到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向陕西输送红薯种子的大军中去。因此，中间必定要有一个陆续的过程，不可能在三四月份一起到达陕西的指定地点。
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居民也向有掘窑洞而居的习俗，农家中地窨子肯定也是屡见不鲜，稍事修正和加固就可以利用。
徐光启感到后怕的，皇帝陛下做为一个不知稼穑的弱冠少年，是如何想到还要为红薯种子准备储存之所的。
这又是一个根本无法解释之处，徐光启也只有再次将此归结为天纵神明了。
其实，两世中皇帝陛下都没有从事过农事生产。可在那一世中，红薯白薯已经是“风靡”东西南北，因此对于有关的事情，很多都是耳熟能详。
一天，在乾清宫的暖阁中，皇帝陛下批完了一些奏章之后，接过王承恩端来的香茗，一边喝着，一边看着铜盆中冒出的蓝色火苗，“要是有红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