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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
贾老师告诉我，杨长庆在他们村子里当了将近二十年的民办教师，前些年才转成公立的，每个月可以拿一千多块钱的固定工资。
贾老师还对我说，杨长庆去年退休以后，在乡文教办公室帮忙。听到外边有人敲门，贾老师高兴地说：“应该是他来了！”
进屋来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贾老师首先向我介绍说，这个小伙子是杨长庆的儿子，曾经和杨长庆一起到他家里来过两次。尔后，贾老师又惊诧地问小伙子：“今天怎么是你自己来了？”
小伙子把带来的一袋子简装营养品放在贾老师床头的桌子上，又将一个纸袋子递给他说：“这是您这个月的退休费。”
“你爸呢？”贾老师又问了一句。
小伙子站在贾老师床前，眼圈红了，声音低沉地说：“我爸爸最近胃痛的厉害，县医院检查以后说是胃癌晚期，昨天我妈和我哥已经陪他到省城的肿瘤医院去了，他让我以后多来看看您。”
贾老师听了小伙子的话，嘴唇哆嗦，老泪横流，哽咽着说：“好人不常在，长庆啊！要不是你经常给我送吃送喝，问寒问暖，帮助我的闺女照顾我这么多年，我也活不到今天啊，老天爷不长眼，为什么不让我替你得这个病呢！”
小伙子拉住贾老师的手，劝慰他说：“我爸爸照顾您是应该的，他经常给我讲他上学时您替他交学杂费的事情，他的病如果好不了，我以后就来经常过来照顾您……”
看到眼前的情景，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两天以后就要归队回北京了，这次回来探家，甚至于今生今世，我都不可能再见到杨长庆了，但是，我会在心里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从老家回到北京以后，我串联了几个原来的老同学，他们有的愿意出力，有的同意出钱，我们成立一个临时的互助小组，由我担任名誉小组长，主要是帮助贾老师和杨长庆治疗疾病和度过生活上的难关。家乡的同学们生活条件都不是太好，我准备负担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费用，以尽到一个学生在老师面前早就应当承担的义务，
（本篇完）
老师（）
卧铺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里也堆了不少的行李箱，旅客们都在心忙着寻找自己的铺位，石良臣好不容易才挤到车厢中间，找到了自己的九号下铺。
行李架上已经摆满了东西，石良臣想把手里的两个提包放在铺位下边，看到自己的铺位上坐着一位大妈，正探着身子和躺在对面下铺上的一个大伯悄声地说着话，就客气地问：“大妈，您是在……”
大妈看见石良臣提着东西和她说话，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指了指对面中铺，抱歉地说：“噢，对不起，坐了你的位置了，我的位置在对面中间。”她说完，连忙把身子移过去，在大伯身边坐下来，大伯身边还坐着一个小伙子，看来这是一家三口，老夫妻和他们的儿子。
石良臣把两个提包塞到铺位底下，在小桌旁边坐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心里在想，这次探家依然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顾得上和过去的老师与同学们见个面。当兵二十多年了，在部队有时候会接到他们的信件或者电话，他们都希望自己什么时候探家的时候，打个招呼，大家在一起见个面，叙叙旧。知道了自己这次又是悄悄地回来，悄悄地回去，不晓得他们该是怎样的埋怨。
对面的大伯发出几声轻微的呻吟，他面色蜡黄，双眼似闭似睁，眼角上不时有混浊的泪水流下来。大妈俯在大伯胸前，轻声的安慰着他，并不停地用手绢为他擦拭眼睛。
石良臣看到面前这个慈眉善目，满头银发梳理得纹丝不乱的大妈，突然想起早逝的母亲，如果母亲健在，自己既使工作再忙，也不会五六年才回老家一趟。
小伙子听到大伯的呻吟，也站在大妈身后关切地问：“爸，您哪里不舒服？”大伯睁开眼睛，费力地抬起手臂，朝小伙子摆了摆，有气无力地说：“没啥事，车快开了，你下车吧！”小伙子说了一句：“不着急，还没有广播呢！”就又在大妈身旁坐了下来。
石良臣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来是老两口一起外出，儿子送行，就对大妈说：“晚上休息的时候我睡您的中铺，您睡我的下铺，便于照顾大伯。”
大妈和小伙子都感激地连声道谢。
“对不起，让一让！”一个年轻人嘴上喊着，从过道里挤过来。他把手里的小皮箱放在石良臣这一面的中铺上边，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看看表，自言自语地说：“好玄，再晚一会就误车了。”
广播员提醒送客人的亲属下车，对面的小伙子急忙站起身来，对大妈说：“妈，我走了，到了北京别忘了让我姐给我打个电话。”
列车启动了。
大妈那个一直站在车窗外的儿子跟着列车跑了几步，给妈妈招着手，嘴里还在喊叫着什么，他是对两个老人不放心。大妈从车窗外收回目光，在手提包里掏出一个病历袋，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看起病历来。
后来上车的年轻人看了看坐在小桌旁边正向车窗外观望的石良臣，觉得有点面熟，轻声问：“请问，您是？”
石良臣扭过脸来，还没有说话，年轻人就一把拉住他的手，兴奋地说：“您好，石老师，想不到在这里碰到您！”
石良臣一脸茫然，有些难为情地说：“你看我这记性，你是那个单位的？”
“我姓方，北京军区政治部的干事，您去年到我们那里去讲过两次课。”
“噢，对了，我去年是去你们那里两次，当时听讲座的人很多，我记不住……”
“这我知道！”小方理解地点点头。
“你是外出休假？”石良臣问他。
“不，是出公差，事情办完了，回北京。”方干事回答，他又问石良臣，“石老师您这是？”
石良臣告诉他，老家有点事，自己是请假回来处理家务的。然后，又不好意思地对小方说：“你叫我老石就行了，我只是总部机关的一个普通干部，与你一样做政治工作，不要叫我老师。”
小方认真地说：“哎，那不行，您看看现在的有些人，把比自己年纪大、出道早的人都叫做老师，何况您还确确实实地给我们讲过几次课呢！”
石良臣笑了笑说：“现在把‘老师’这个称呼叫俗了，挺庄重的一个词，成为与‘先生’‘小姐’一样普通的称呼了。我上学时候，老师和学生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老师’两个字在我们心目中是那样的神圣。记得我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姓徐，他对待我们这些学生，真像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石良臣正和小方坐着说话，突然发现了什么，“忽”的一下子站起身来，急切地问对面的老大妈：“大妈，你们是……去…”
大妈摘下老花镜，看着石良臣失态的样子，不解地说：“我们是去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家里，在那里给老头子查病治病，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我是说……”石良臣指指躺在卧铺上的大伯，语无伦次地说“他是……”
“他是我的老伴，一个退休教师。”
石良臣把大妈身边的病历袋拿过来，又看了看上面的姓名“徐文进”，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大伯的面孔，一下子握住他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徐老师，我是您的学生，石良臣呀！”
躺在铺位上的徐老师睁大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二十多年了，石良臣刚当兵时给他寄过两次信，后来再没有联系，更没有见过面，他已经不记得这个学生了。
石良臣看到徐老师清瘦的脸上皱纹密布，生命之树的年轮已经错乱，头上稀疏的灰白毛发在颤动的列车上如同秋风中摆动的枯草，只有那一双眼睛、那两道曾经坚定了多少学生学习和生活信心的目光，自己还是那样的熟悉。他感到心里有几分酸楚，又有几分悔疚，满含热泪地紧握着徐老师的手，喃喃地说：“徐老师，我对不起您！”
小方站在石良臣身后，满腔热情地对大妈说：“徐老师是石老师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北京几个大一些的部队医院里都有我比较熟悉的战友和同学，如果需要检查、治疗或者住院，尽管找我，我待一会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您。”
大妈正担心自己一个人在路上照顾不了老伴，突然碰到两个热心人一路同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老伴早年的学生，心里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