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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儿子女朋友个人和家里的情况倒是不用老伴怎么多问，这个姑娘很健谈，饭桌上边吃边说：“阿姨做的饭菜真好吃，我妈妈就不怎么会做饭，来了客人都是我爸爸一个人里里外外地忙活。”
老伴受到称赞，给姑娘夹菜夹得更勤了，急得我用胳膊肘直碰她。
姑娘接着说：“我妈妈家务活干得不多，但是在单位的事业心非常强，她把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
“听说你妈妈也是个领导干部？”老伴问了姑娘一句。
“也算不上什么领导干部，是咱们老家市经委的副主任。”姑娘说，“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就很能干，她是高中毕业以后在农村干了几年农活以后才上的大学，大学毕业两年以后就在咱们邻县当了商业局的副局长。”
“你妈妈姓什么？在哪里上的中学？”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夹着一块排骨正准备往嘴里送，忍不住问了姑娘一句。
我问姑娘话的时候，可能是有些失态，老伴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她心里一定会想，我不让她问姑娘太多问题，为什么自己反而问了与姑娘初次见面就不应当问的问题。
姑娘似乎不太介意我问了她什么，很坦然地告诉我，她的妈妈姓宋，接着对我讲：“她上中学时就在咱们县城的一中。”
“啪！”的一声，我筷子上夹着的排骨掉在了汤碗里，鸡蛋汤溅了我一身，也溅了一桌子。
老伴一边用餐巾纸给我擦拭身上的汤汁，一边嗔怪地对我说：“你看看你，平时办事挺谨慎的，今天怎么这样毛毛草草！”
我推说身体不太舒服，放下筷子，起身离座。
我一个人仰靠在书房的沙发上，闭上眼睛，觉得脑袋里成了一团乱麻。
姑娘的妈妈肯定叫宋玉玲，她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
宋玉玲人长得很秀气，但是性格外向，在我们学校是个有名的“假小子”，我们俩都是班上男女学生中比较调皮的几个学生之一，也都是班里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几个学生之一，也可能是气味相投，也可能是性格差不多，我一直对她存有好感。
我参军以后，有个同学想把我和宋玉玲两个人往一块撮合，这个同学写信给我讲，他已经当面征求了宋玉玲的意见，宋玉玲同意先与我通信交往。但是我不同意，我是准备当几年兵再回农村扛锄头当农民的，而她当时正红得发紫，刚刚从生产大队妇女主任的位置上到公社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我不想当那种让别人认为攀高只嫌梯子短或者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
我在部队提干以后，又主动找到当初给我写信想成全我和宋玉玲好事的那位同学，旧事重提，让他牵线，希望与宋玉玲通信联系。过了几天，那个同学给我回信说，他把我的意思给宋玉玲讲了，这一次是宋玉玲不同意。事后我才知道，由于派性斗争，宋玉玲已经被免去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又回到农村当了农民，当时她觉得自己是“配不上”我。
宋玉玲回到农村干了几年农活，由于一个在地区工作的亲戚的帮助，成了省城某名牌学校的工农兵大学生。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的条件相当、“门当户对”，当原先那位热心肠的同学再次想成全我们两个人好事的时候，可惜宋玉玲已经名花有主，我也初为人夫。
此后，我只知道宋玉玲大学毕业以后分到邻县当了干部，而且工作干得不错，被提拔为局级领导，其他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我与宋玉玲各自组成了家庭之后，宋玉玲怎么想的我不清楚，我只是在自己的心里感慨，红花落，满地残，两人无份又无缘，是命运在故意捉弄有情人。
饭厅里，姑娘和老伴、儿子欢声笑语，谈兴正浓。我睁开眼睛，像是做了一场梦。命运之神这样安排，对我和宋玉玲，不管是一种补偿也好，或者是一种惩罚也好，我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在今后生活的漫长道路上，多一些坦途，少一些坎坷，有情人终成眷属。
餐桌上正在吃饭的老伴、儿子和他的女朋友，对我刚才的异常表情和行动，好像并没有怎么在意。当然，我这个时候也不会向他们挑明事情的真相，只是在心里暗暗祈祷：但愿冬天的故事不会再在春天里发生！
同窗（下）（）
有一年的秋天，我随着总部工作组到驻守在我家乡的一个基层部队检查工作，检查工作结束以后，我向工作组的领导请了几天假，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做短暂停留。
由于父母都早已不在老家生活，这一次我回老家只准备住两三天的时间，主要是想见一见多年没有谋面的亲戚、同学和朋友，了却自己的一份心愿。
与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全兴，是我在中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把我安排在县城一个装修还算不错的宾馆里。
杨全兴知道了我这次回家的安排和想法之后，沉思了一下，对我说：“我觉得你还是应当先去看看我们一起上中学时候的班主任贾老师。”他告诉我，贾老师退休以后就由于患了严重的脑血拴，治疗后虽然保全了性命，但是落下个半身不遂。在老家的同学们几乎都去看过他，有的还为他提供了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听杨全兴讲了这个情况以后，我心里感到很内疚，在外地当兵这么多年，我连信都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也很少向别人打听过他的消息。
贾老师是教我们历史课的，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略微有点驼背，走路时上身总是左右摇摆。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平时堆满了和蔼的笑容，只有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才会喜怒哀乐溢于言表，表情丰富的面孔，演译着风云变幻的历史话剧。
他很少批评人，有时候有的同学做错了事，他也只是片刻敛起笑容，脸上泛着红晕，慈祥的目光看着你，好像做错事的不是我们，而是他自己。同学们都很敬重他，我们班在他当班主任期间，组织纪律、学习态度一直是全学校最好的。我在参军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偶尔能够想到贾老师注视着我们的时候，那种希冀和自责的目光，特别是在我自己做了错事之后。
贾老师已经退休多年，他住在我家邻乡据说是最穷的一个村子里。他的家不难找，“房子最破的就是他家！”——在村口有人这样给我讲。
几间草屋与周围的砖瓦房形成了比较大的反差，我敲了敲虚掩着的院门，轻轻地喊了一声：“贾老师！”
一个中年妇女从西头的一间房子里走出来，她打开院子大门，好像正在家里忙活别的事情，怀里抱着几件衣服，指了指中间的房子对我说：“我爸在堂屋里躺着呢！”
我悄声地走进屋子里，看到床上躺着的老人几乎成了一个骷髅，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稀疏的花白头发像是秋霜下的枯草，这就是贾老师？当年在三尺讲台上纵谈天下事、横论世间人的风采，在他的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觉得心里一阵酸楚，放下手中的礼品，几步跨到床前，握住老人家的手，激动地喊了一声：“贾老师，我看你来了！”
贾老师身体虽然不能动弹，神智还比较清楚，我作了半天自我介绍，贾老师才像是对我、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噢，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外号叫‘皮猴’的捣蛋鬼！”
贾老师讲述自己几十年的风雨生涯，远没有在课堂上讲解历史事件那样生动和具体，只不过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他简单地给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以后，才十分感慨地说：“要不是有同学们的帮助，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成棺材瓤子了，特别是杨长庆，亲儿子也没有他孝顺，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你们好像是同届同班，你应该还记得他吧？”
我摇了摇头。
贾老师似乎是有点遗憾，不甘心的提示我：“他的个子不是很高，娃娃脸，特老实，平时不爱说话……”
我实在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个同学，更不记得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对着贾老师企盼的目光，又无奈地摇了摇头。
贾老师开始有些失望，一会儿又欣喜地说：“他每个月的十五六号，肯定要过来一趟，把我的退休金送过来，今天是阳历十六号，他昨天没有来，今天应该是会来的，你等一会说不定就能见到他。”
贾老师告诉我，杨长庆在他们村子里当了将近二十年的民办教师，前些年才转成公立的，每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