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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并对里面的“真事”进行了大量考证，由此便产生了“索隐派”。“索隐派”探索出的结果可谓五花八门，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顺治和董鄂妃爱情说；康熙朝大臣明珠家事说；“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影射康熙年间史事说。然而，当人们把这些事饶有兴趣的与《红楼梦》的内容一一加以比较时，却发现牵强附会者居多，靠谱的几乎没有。
“索隐派”的做法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反感，他们把它讥之为“猜笨谜”，并对其所谓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严厉质疑。此后，随着“考证派”的崛起，“索隐派”逐渐失去了市场。所谓“考证派”，就是以考证曹雪芹的家史为目的，不考虑存在其它的可能性。他们确信这部作品就是出自江宁织造府曹家公子曹雪芹之手，里面的故事是以他自己的家庭历史和他本人的身世经历为主要创作素材。“考证派”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先生，他一开始就认为，红学研究所要做的不是“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而是要“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等，这些问题才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他把“索隐派”的做法斥之为“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研究方法，并断定《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可以说，胡适先生的这些观点，为今后的红学研究确立了方向，此后人们的思路再也没有跳出这个圈子。
虽说“考证派”的兴起，让“索隐派”备受冷落，但它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书中是否隐有“真事”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息过。赞成的理由和反对的理由都很充分。赞成的理由是：《红楼梦》不单单是一部文学作品，里面肯定隐藏着某个家族的真实历史，具有政治小说的性质，否则作者“将真事隐去”的表白就毫无意义。反对的理由是：“索隐”只是在扑风捉影，故弄玄虚而已，书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真事”，这种猜字、猜文、猜寓意、猜谐音的解读方式，只会把红学研究引向形而上学和神秘学的歧路上去。由于赞成的一方总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依据，反而给对方提供了反对的理由，反对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都是以探索里面的隐事为目的的，在本质上二者没有任何区别。它们的不同在于：前者的目标并不确定，搜索的范围比较宽泛，让人难以把握。而后者只把目标锁定在江宁织造府曹家身上，研究的对象十分明确。当然，目标不同解读的方法自然也不同，前者主张以探佚的方式进行解读，后者主张以考证的方式加以印证，由此便形成了“索隐”和“考证”的尖锐对立。由于“索隐派”搜索的范围比较广泛，目标游移不定，且附会出来的事大都不能自圆其说，难免给人造成无中生有和哗众取宠之嫌。相比之下，考证派“出言必有据”的做法显得更加务实，更加客观，更容易被人接受。正是这个原因，“索隐派”日渐式微，而“考证派”成为了当今主流。其实，实事求是的说，到目前为止“考证派”的考证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除了作者即曹雪芹，曹雪芹即自江宁织造府后人的认定外，其余的考证，比如他的经历，他的创作过程，他的生卒年纪，他的生存状态等这些问题都难有结果。所以“考证派”的“曹雪芹家史说”或“曹雪芹自传说”同样是疑点重重，难有定论。
不管怎么说，“真事隐去”这个有趣现象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总想从这桩疑案中找出更有价值和更有说服力的东西，弄清楚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的真实意图。既然“索隐”和“考证”都没有结果，那么现在就判定谁对谁错，孰优孰劣，未免有些操之过急。这样做只会禁锢人们的思想，对探索真相反而不利。不管是“索隐”还是“考证”，涉及的只是方法问题，而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哪种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真正解得“其中味”，这才是衡量对错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索隐”被人抛弃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方法本身，而是捕风捉影和穿凿附会惹的祸。虽然“索隐派”已经注意到了这部作品所隐含的政治内容，但他们不是在文本的研究上下功夫，而是弄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对号入座，把自己的主观臆断强加在上面，弄一些啼笑皆非的东西出来招摇过市。这种做法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同时也让“索隐”跟着受累，为这种荒唐行为买单。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把它作为否定“索隐”的理由，因为索隐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运用这种方法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未完、待续）
（本章完）
第6章 、“真事隐去”之谜（2）（）
笔者认为，索而无果并不等于无隐，如果因为“索隐派”的无功而返就怀疑或否定索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把它打入冷宫，不再使用，这未免过于武断。其实，索隐并不是我们主观上愿意与否的问题，而是客观上必须这样做的问题。因为，“真事隐去”是一个客观存在，对此我们无法回避，更不可能视而不见，否则甄士隐和贾雨村作为全书的开篇和引子的寓意就无法理解；脂批对“此书表里皆有喻”的提示也难以解释；作者“谁解其中味”的发问更是成了无的放矢的空话。再者，故事背后有无“真事”，直接关系到作者在说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书的中心思想和主旨是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压根就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那么它的可能性就是无限的大，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认识，去理解，并得出格式各样的结论。这种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的乱乱象，比起“索隐派”的附会来，恐怕也好不到那儿去。
坦率的说，我们看《红楼梦》的眼光，精辟也好，荒唐也罢，基本没跳出贾瑞的视野。也就是说，自以为是的时候居多，求“真”务“实”的时候很少。因为面对《风月baojian》，我们和贾瑞一样只会正照，不会反照，眼睛里只有男女qingai，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作者的思想，而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并不是书的本意，而是我们的主观臆断。结果是：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风月baojian》，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红楼梦》；不同的人对它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不同的时代对它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判断。它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通身都是别人强加给她的东西，没有一样属于她自己。作者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指的是：各种观点如走马灯似的登台亮相，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反认他乡是故乡”指的是：这些观点都是以假为真，没有一个与书的本意相契合。“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说的是：它的真相只有一个，余者皆为“乱点鸳鸯谱”。也就是说，这些“乱哄哄”的东西并不是《红楼梦》，而是荒唐言，并不是《风月baojian》，而是胡牵乱扯的“陈腐旧套”。
作者心里比谁都清楚，没有结果的结果将意味着什么，将意味着一部《红楼梦》很可能变成《青楼梦》，什么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上面，什么人都可以毫无顾忌的对它进行随心所欲的解读，最终把它弄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所以，作者通过甄士隐说出了这样的话：“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在他看来，《红楼梦》就像一个风尘女子，看上去好像跟谁都有缘，跟谁都能套近乎，跟谁都能搭上腔，但谁都靠不住，谁都指望不上，最终还是孤独伶仃，无依无靠。这就是甄家（真家）之后为什么叫“真应怜（甄英莲）”的原因。想想看，倘若出现这样的结果，作者十年的心苦不就白费了吗？“谁解其中味”的期盼不就化为泡影了吗？对他而言，难道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吗？对我们而言，难道还有比这更遗憾的吗？
如果《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其背后确有一段“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真实历史，那么书的主题思想、作者的创作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