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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龚教授一边帮助学生们灭臭虫，一边想方设法改进学生的照明。
他又搞了一个小发明，先用烟灰缸，烟灰的盒，它是圆的，底下烟罐有一个圆的圆洞，对吧，上面再搞个插灯草的一个小洞洞，香烟罐里放油，然后一根灯草中间穿出来，点了灯，上面罩个，搞个玻璃灯罩。
这个灯罩这样一罩下来，光线就亮了，对要看书的同学们来说，简直那是很功德无量的事了，大家为了纪念他，后来大家都把它叫做费巩灯了。
因为生活条件较差，很多家庭贫困的学生，开始想方设法去勤工俭学。37级机械系的学生董维良到附近的中学去教音乐。
当地的育杰中学找到董说，你能不能来给我们上音乐课？他说行啊。他去还拿了工资呢。教了课后还带了一瓶茅台酒回来。同学们好几个人就在宿舍里头喝茅台酒，那时候一瓶茅台酒好多人喝。
那个时候茅台不像现在这样金贵，那个时候在遵义到处都有的卖，那个时候几毛钱一瓶。就是解放初期也只卖八毛钱。但学生们已经“长征”了几年了，哪有多少钱在身上了，所以能喝上茅台，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因此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后，茅台酒的销量大增。
（二）
遵义的当地人也喜欢到浙大的临时化工场里，去买浙大老师、学生们制作的肥皂。当时化工系的学生们，都还清楚地记得制作肥皂的程序。
当时老师和同学们把这种牛油啊什么的，这种油啊那种油摆进去，然后再加烧碱搅，搅的匀了倒出来，倒到箱子木箱里边去，让它凝固起来。那么再切开来，一块一块就是肥皂。不知做多少块数的。那么他们就把这种肥皂，卖给当地的老百姓，这个肥皂的效果很好的，虽然不像战前那些大厂生产的肥皂，是加了香精的，模子压得又好看。但浙大制作的土肥皂，不仅可以去脏，一是方便，一涂就好了，而且随时可以来买。所以很受遵义当地群众的欢迎。
当时在国立浙江大学教外文的教员米协尔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浙大师生的生活：“长征使他们比较成熟了，在流亡之中，得见乡郊之美，得知乡民困难和问题所在，感受了战争的残酷，自身也曾置身于艰危之中，因此增长了同舟共济的精神。共同的灾难经历，使大学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第六十六章别样的长征（14）（）
1940年暑假，浙大数学系主任苏步青从温州老家接来了妻儿，搬进湄潭城南的朝贺寺。
不久之后，日军就封锁了温州港和宁波港。至此，中国沿海所有港口都已被日军控制。
这一年，苏步青的月薪是350元法币。随着物价上涨，货币实际购买力只有1937年的三分之一多。助教的月工资则只有70法币，有时还不能足额发放。为了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烟瘾极大的苏步青从习惯抽进口杰利克香烟，改抽国产香烟。
当时一般性认为能抽上杰里克香烟，还是有一定实力，代表一定身份的，有一定的收入的。
那么就是到抗战，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就是很多市民也好，这些学校里的一些教授也好，他就是生活就直接受影响了，那么这些教授都要看书、研究什么的，香烟瘾挺大的，那怎么办呢？那么抽稍微就像这些国产的烟，像美丽牌这些香烟。
原来苏步青教授记得他抽是进口香烟，那是后来抽美丽的罐子的那种，那罐子也蛮好的，铁罐子的。他这个铁罐子一罐大概，那一罐50根，两天不到就没了，抽烟，备课的时候一直在抽烟。
不久后，儿女众多的苏步青发现，自己连国产香烟都抽不起了。
浙大后来到搬迁贵州就不行了，你钱不够用。他开始后来说是抽烟叶子，抽烟叶子吧，烟叶子他卷吧不会卷，从此连香烟也只好就戒掉了。
湄潭物价比遵义低，米价只有遵义的三分之一，蔬菜瓜果也不贵，但苏步青一家人丁太多，即使东西便宜，也挡不住每天巨大的伙食耗费。苏步青决定在朝贺寺前的半亩地里，开荒种菜。
但苏步青教授不仅数学教得好，也很会种菜的。他每天就拿那个粪桶，把它拿粪勺子把它舀出来以后，装在桶里挑过来，他光脚干活，我看他。然后呢浇肥，那个种的菜吧特别大，特别好，那冬瓜都这么大。
湄潭人很快都知道了国立浙江大学，有一位叫苏步青的菜农教授。但这种自力更生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家人的困境。
朝贺寺里，苏步青家的油灯每天一直亮到深夜。油灯旁，妻子给孩子们补袜子做布鞋，苏步青则撰写自己的数学著作——《影射曲线概论》。同在湄潭数学系的教授陈建功是苏步青的挚友，早年曾一同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陈建功比苏步青提前回国，回国前相约一起去浙大，建设世界一流的数学系。抗战时期，苏步青与陈建功创立的“陈苏学派”逐渐成为世界三大数学流派之一。在中国的一些中学里，开始流行“学数学，去浙大”的说法。
浙大数学的陈苏学派，或者被称作浙大学派，是和国际上的美国芝加哥学派、意大利罗马学派，形成了当时国际数学界三足鼎立之势。但暂时苏步青还得种菜。
来到湄潭的第二年，竺可桢校长为苏步青争取到教育部部聘教授的资格，月薪增加到700元，使得苏步青一家的境况得到改善。对于竺可桢的帮助，苏步青在52年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竺先生这样好的校长，把教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当然，我也把竺先生当作知己，凡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怎么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第六十七别样的长征（15）（）
国立浙江大学到达贵州后，校长竺可桢在日记里对战事的记录就明显减少了。
1940年8月1日，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十三周年。在纪念大会上，竺可桢说了这样一番话：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有特殊的使命，当年王阳明被贬贵州，不到两年便使贵州的文化得到振兴，我们虽不及阳明先生，但凭借一千多学生用尽才智，才能有利于贵州。
原文：浙大之使命。抗战时期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阳明先生贬窜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达二年，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功能如此，吾辈虽不及阳明，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
国立浙江大学来到遵义以后提倡戒鸦片烟，主张由政府出面，他们浙大提供一定的经费的援助，那么把戒烟工作搞起来，让老百姓的抽烟减少下去。
贵州人种植和吸食鸦片，历史已久。遵义的几条主要街道都有烟馆经营。贵州的兵不是都被说成是双枪兵嘛，就是一杆烟枪，一杆步枪。
当时普通一些的一个烟馆里头有十几个床铺，那是比较一般的，就是很长的一个通铺，每个通铺上面睡多少多少人，就像现在生意好的饭店，还要翻台，走了一批，再躺下一批继续吸。这种鸦片馆收费很便宜，进去以后三个铜板、四个铜板可以吸一次烟，当然还有高档一些的烟馆。但如果普通民众都去吸鸦片，这种身体状况还能去和日本鬼子作战？
为筹建戒烟所，国立浙江大江在遵义的播声电影院演出话剧《自由兄弟》，将门票收入全部捐办戒烟所。遵义当地人可以免费到戒烟所戒烟，每月还提供两块钱的伙食费。
戒烟所成立后，遵义烟民的数量大幅下降。
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当地人与浙大师生相处融洽。学校为解决教授子女上学的问题，重新创办浙大附中。原在杭州是有附中的。
浙大附中将校址设在湄潭，还合并了湄潭中学。湄潭当地的孩子，像家里开茶馆的唐德声、龚世俊等，得以和浙大教师员工的孩子们一起上学。
当时贵州遵义湄潭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封闭，是开放很慢的地方，说得不中听一些就是文化和一些社会习惯很落后的地方。
当地一般的农村家庭来说，和当时全国落后的教育状况相符，就连读个小学也很不容易，完成当时所谓义务教育——四年初级小学的人都达不到一半，女子更是大多数都是文盲。
能够考取个中学，考个初中，那是相当不简单了。当然要谈大学的话，有些人根本不晓得大学是个怎么回事，所以浙大来了以后，当然对湄潭的老百姓来说，震动是大的。
1941年6月，国立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