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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从前述毛泽东主席对蒋介石的判断，和中共中央所作出的有关决定看，中共方面对与国民党真诚合作，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皖南事变自然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旧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至少名义上仍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补充，形式上仍旧使用着统一的货币和遵守着统一的政令法令。国共之间军事上的磨擦冲突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或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总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自己与中共军队的一切关系，结果反使自己威信扫地。中共政权与军队从此断绝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蒋也失去一切命令之权。从此调和两党关系之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百四十二章红旗十月满天飞（）
（一）
当然，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也仍旧是受着抗日战争的大形势制约的。且不论国共两党利害关系有多大的不同，国民党如何看不起中共的武装，中共如何看不上腐败的国民党，它们最终还是要暂时将自身的利益服从抗日的利益需要。
因此，即使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早就心存“剿灭”异党中共的想法，但无论是皖南事变前，还是皖南事变后，他们最终都不能不在权衡利弊后，把自己的行动保持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同样，中国共产党在遭受了重大损失之后，它本可采取更加激烈的对策，其党内领导人总还是不能不顾及到国民党继续抗日这个事实，因而极力地限制自己实施报复政策的烈度和实行对抗政策的范围。由此可知，在抗战期间，民族矛盾终究要高于两党之间的矛盾的。国共两党不论闹到何种地步，终归还是要走向妥协的。
（二）
1月25日，苏北盐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八路军华中指挥部的基础上重建新四军军部。将我党在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编为新四军，由陈毅为代军长，胡服（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共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力旅，共计9万余人，
数量等于皖南新四军的10倍。
第1师由粟裕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率原一、二支队主力，主要作战区域在江苏苏北地区，建立了苏中军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2师由张云逸任师长，副师长罗炳辉（后任师长），政治委员郑位三，主要作战区域在安徽东部洪泽湖以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3师由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八路军南下支队为主，主要作战区域在淮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津浦铁路以东，建立了苏北军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4师由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由八路军南下支队部分和新四军原第六支队组成，主要作战区域在豫皖苏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5师由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主要作战区域在鄂豫皖地区，建立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6师由张鼎臣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由留在苏南的原新四军一、二支队的部队组成，主要作战区域在江南，建立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第7师由谭希林认代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主要作战区域在安徽中部，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这一区域敌我顽犬牙交错，形势极为复杂。
独立旅成立于1941年2月，由原八路军第115师第五旅改编，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下辖三个团，1942年北上山东，改编为八路军115师教导旅第五旅。
新四军的健儿们，继续战斗在大江南北，淮河上下，到抗战胜利之际，新四军已发展到将近30万人。
（三）
1940年11月初，八路军南下部队拿下了盐城，这一天要到海安来和新四军部队会师。同志们去张罗会场，小任一个人值班，同时在编墙报。
忽然大门口进来一个魁梧大汉，小任抬头一看，竟是陈毅司令员。他马上立正、敬礼。陈司令笑着还礼，走进天井，张望了一下，然后进大厅。
“你一个人在工作啊？”他问小任。
“是的”，小任立正回答，“我在编墙报。”
陈司令也许是等着开会，到四下里看看，也说不定走来看张茜同志的。张茜同志就在宣教科工作，是小任的学习组长。他看了一下，回身就要走。
“陈司令，”我忽然来了灵感，斗胆说，“您能给我们的墙报写几个字吗？”
“好啊，”陈毅司令员非常爽快，一点没拒绝，说着就在我的写字桌上随手拿起了张白纸，反正毛笔墨汁是现成的，他提笔就写下了肯定在他心里酝酿成熟了的一首诗。诗云：
十年征战几人回，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
陈毅1940年11月7日。
虽然这首诗写于皖南事变前，但她充分说明了新四军在苏北等地区发展的蓬勃气势。
第二百四十三章叶挺和项英也是兄弟（）
（一）
本书中写了几对兄弟，在抗战那民族危难时刻里坎坷的故事。
其实叶挺和项英也算是兄弟，他们是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兄弟。革命经历的不同，使他们有各自的处理、对待斗争过程中问题的方法。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对项英、袁国平做了政治上的批判。当时项英尚未被叛徒枪杀，还在皖南蜜蜂里，隐蔽着，准备择机渡过长江，去和江北的新四军回合。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项英等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存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的政策而失败。
决定还说项英、袁国平“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
决定提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中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英、袁国平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叶挺在得知在皖南事变后不久项英牺牲后，并没有落井下石。听到项英的死讯后，已被国民党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对探狱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叶挺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出狱后，不幸罹难于“四八”空难。
（二）
皖南事变已经过去70多年，直到今天，关于皖南事变的争议还不绝于耳。这是因为作为新四军最高领导层新四军军委会的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先后在事变后牺牲。但作为新四军军委委员、秘书长的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后不久，辗转到达香港后，用我党的电台，分数次向中央报告了皖南事变的全过程。
随后，李一氓经护送到达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在受到胡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他进行了口头警告处分后，李一氓又当面向他们报告了事变的全过程。
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参谋部关于《皖南新四军在泾县茂林村被顽军聚歼的军事教训》的通报阐述的比较中肯。通报说：项英等抗战以来在执行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发展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以及“江南部队北调”的指示迟疑不力，是他的主要错误。
关于项英军事行动的布置与指挥上的错误，通报认为：到苏南应东进才安全，而项英却向南走，向有顽军凭险筑垒固守极难通过的茂林路线。即使如项英所说向南是佯动，选择与用兵也是不对的。到茂林后若不停留，立即冲出去是绝对可能的。项英等擅离部队是错误的，险些造成整个部队溃散。持此次皖南部队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国民党亲日反共顽固派的阴谋，也是由于项英同志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造成的。
第二百四十四章皖南悲歌（4）（）
个人觉得写历史、看历史；既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以偏概全。
谈到皖南事变；同样不能孤立地谈，孤立地谈这件事情，因为此事按目前主流的解释，不大合情理，各种生搬硬套的分析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