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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示延安后，周恩来副主席再告张冲，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如国民党同意商谈，但认为不宜在参政会讨论，自可在会外谈判。只是在没有取得满意结果之前，我党代表不能出席参政会。国共双方为此反复交涉，未得结果。
（三）
坚持十二条，中共中央之目的只“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因为国民党局部地区仍有加强反共的趋势。当然，毛泽东这时已明确地不赞成部分地方军事领导人乘国民党之危而实行报复措施的想法了，强调：“目前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必须抑制部队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即国共全面破裂开打；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而只要不在军事上进攻，不妨碍蒋介石抗日，他相信就不会有大问题，蒋介石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因此通过政治攻势把国民党打到防御地位，是唯一的缝合国共关系裂口的办法，一旦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第二百四十章惨淡的国民参政会（）
（一）
注意到种种情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都感到：此次参政会我们党得了大面子，大大扩大了影响。
周恩来副主席兴奋地向延安报告说：蒋介石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必武、邓颖超，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彩的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中共中央。
毛泽东同志的威望，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都表现出来了，这一切胜过我们的万千言语。我们在重庆的同志认为全额：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考虑到现在全重庆大多数人都在等待我们消息，盼望我们出席。
周副主席和在重庆的同志们显然都倾向于就此下台阶。他们因此建议：“将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十项要求（共有二十多件内容）于开会前直接要求见蒋介石，并当面交他，请蒋立刻负责解决，其他基本问题，在参政会开会时讨论。
但他们唯一感到犹豫的是：一切谈判均无保证，而且还未具体化，如出席，太便宜蒋介石这个大流氓了。如硬到底，在蒋这种历次摇尾乞怜状态下，人心是不能不受影响的，而蒋也有流氓的一着。
然而，中共中央并不认为已经到了该下台阶的时候了。其3月1日再电周恩来等，明确指示：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确保证，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毛泽东主席并具体解释说：经过反复讨论，书记处一致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因为蒋介石是决不会给以明令保证的。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
（二）
中共参政员到底没有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蒋介石也并没有实行“根本决裂”。但是，由于受到党内的压力，蒋介石在会议召开之初就秘密召集国民党参政员，向他们解释说：国共最终总要分家的，对此用不着担心，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问题是目前还不是时候，目前政治上还只能是防御。
当然，在公开场合，蒋介石的讲法又是一样。他在3月6日的参政会上一边公开批评中共所提两个十二条都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声称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并非“剿共”，他不仅“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连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时的社论也同样保证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
（三）
对于蒋介石的演说与参政会通过之涉及中共军队及政权问题的提案，周恩来副主席肯定其仍为防御性的，毛泽东主席则称其为“阿ｑ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然而，蒋介石既然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毛主席亦主张继续其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把这种拉锯式的斗争继续下去，直到我党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在通往解放区的路上少捉人。”
第二百四十一章貌合神离（）
蒋介石在参政会上的讲演和毛泽东随后的指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国共两党这时都在设法缓和。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毛前此所说的以半年为期“解决善后条件”，中心盘子已由两个十二条，减少到同意扩编军队、维持现有防地、保证《新华日报》正常发行，和不得在进出边区的交通线上随意捕人这四点。由于避开了蒋介石极为敏感的皖南事变善后及17日令等问题，双方之间的交涉明显地变得容易了许多。14日，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话中，也不再提起中共军队北移问题了，明确讲：“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至于不得压迫《新华日报》，以及释放前此扣留的进入边区的中共有关人员和发放通行护照等事，蒋都满口答应下来。据此，周提出：可否先解决这些小问题？毛当即表示同意。至4月26日，毛更明确指示周恩来说：可以向蒋“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发饷，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
至此，因皖南事变引起之两党全面对抗局面，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告一段落了。尽管此后中共一度又提到新四军问题，但仍只限于要求同意整编其“余部”及给予经费方面，再未提出取消蒋令及释放所有人员枪弹等问题。
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不论八路军最终是否进行了配合，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加以配合仍属事实。至11月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召开之际，中共方面甚至更将条件降低到只要“放叶发饷”做到一件即可参加。最后，国民党一件未做，中共权衡利弊还是派董必武和邓颖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意味着，皖南事变之“善后”工作已不复存在，国共两党因为事变所引起的破裂危险，业已消弥于无形之中了。
不过，皖南事变所引起的国共党关系的重大改变，却不是两党形式上的这种妥协所能消弥的。国民党虽然不顾一切地消灭了7000新四军并宣布撤销了它的番号，但新四军照样存在，并且所占地区及兵力越发扩展与壮大，其在新四军范围内的国民党军队反而一一被驱逐或消灭，国民党其实一无所得。更为重要的是，皖南事变根本破裂了两党之间的感情联系。从蒋介石在参政会密示国民党参政员国共一定要分裂，和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3月18日发布的改“某党”为“奸党”令等事实看，国民党在事变后显然已经正式决定把中共视同“汉奸”，形势许可时必欲“剿灭”。
同样，从前述毛泽东主席对蒋介石的判断，和中共中央所作出的有关决定看，中共方面对与国民党真诚合作，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皖南事变自然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