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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条例》，对商人的涵义、商业经营范围、商号、商业帐簿等作了规定。
规定凡经营商务、贸易、买卖、贩运货物者，均为商人。
又规定，年满十五岁以上之男子方可营商业，而女子可以于法定场所内经营商业。
还规定了商人类型（贸易商、生产商等）、商业学徒、代理商、商业中间人、经理权和代办权等一系列内容。
除此之外，还有《期货管理条例》、《股票管理条例》、《银行管理条例》、《海商管理条例》等等。
林林种种汇在一起，就是《钦定大周商律》。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部《商律》，从此，重农抑商的政策不复存在，重农促商、两条腿走路，将会是国策。
朝廷要大兴以实业为主的工商业，带动各行业发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让无地可种的人们可以通过务工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
李渊明白这一国策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这意味着新一轮的工商业发展浪潮即将到来。
实业兴国，是这段时间以来大辩论里经常提起的一个词，朝廷要靠实业强国，吸收闲散劳动力，生产大量物美价量的产品，造福百姓。
与此同时，还要继续大兴海贸，向海外诸国大规模倾销中原的手工业、工业制品，以此带动国内实业的发展。
一个工场，同样的产品，可以高价向海外市场销售，同时以低价向国内市场销售，如此一来，工场（生产商）确保了利润，贸易商得了赚头、百姓得了实惠，朝廷也得了大量税收，可谓一举多得。
实业兴旺、经济活跃，意味着交通运输繁忙，无数冒着黑烟的火轮船，还有即将“横行”东西南北的火车，以及各类蒸汽机械，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煤炭。
那么权贵们名下的煤矿，可真是要忙得无法休息了。
窦氏见李渊眉飞色舞的描述美好未来，自己也跟着高兴，天子虽然起家荆襄之地，起家于黄州，但登基以来对于关陇“旧人”们还是很照顾的。
各家相应朝廷号召开煤矿，就如同有了一颗颗摇钱树，而看情况，这摇钱树的规模越来越大，大家不需要放高利贷或费心经营产业，就能获得稳定且丰厚的收入。
如今，天子又改革中书省、门下省，设谏议院，选平章、参政，审核诏令、参与政事堂会议，让许多官员、权贵找到了利益代言人，可以通过合法的制度下博弈，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
天子确实是一个英明之主，最好长寿些。
窦氏如是想，看着李渊，满是好奇：“三郎，天子。。。政事堂给商贾立法，这待遇会不会太优厚了？”
李渊听出窦氏的言外之意，笑道：“那不能，大周律也要进行修订，毕竟形势不一样了。”
“那。。有没有什么风声？”窦氏直接发问。
“我等不可妄议朝政。。。。”李渊装模作样的说着，窦氏捂着嘴笑起来：“李平章好大的官威，民妇知错了。。。”
“呵呵。。。”李渊也轻声笑起来，他虽然不是三高官官，却是在政事堂会议上有投票权的平章政事，可以单独提出议案，使其在政事堂会议上讨论，所以和宰执也差不多了。
谏议院的平章和参政，实际上可以作为许多利益团体的发言人，为其争取利益，所以，平章和参政们可是炙手可热，他也不例外。
朝廷设谏议院，允许平章、参政为各阶层“发言”，向朝廷传达百姓呼声，而李渊，不但为亲朋故旧“代言”，也为自己的抱负而努力着。
他已到知天命的年纪，却意外在谏议院这个平台上获得“登台表演”的机会，所以雄心不已的李渊立志要有一番大作为。
作为棋手，下好名为“时代剧变”的这盘大棋。
“商，自古为四民之末。”李渊面色严肃起来，窦氏也收起笑容，认真倾听。
“商有商律，那么朝廷不可能厚此薄彼，商律的制定耗时半年，只不过是热身。”
说着说着，李渊有些激动：“大周律要修订，你可知道，这不是简单的修订，要增加一些新内容！”
“新内容？”窦氏闻言一愣，想了想，疑惑：“不就是刑律么，还能有什么。。。。”
联想到刚“出炉”的商律，窦氏有些惊疑，问：“是不是加入什么新律法？”
李渊笑着摆摆手：“不可说，不可说，此事大概要折腾个大半年才能出结果，且待日后见分晓。” 富品中文
第六百二十二章 搞事（）
皇宫，书房，宇文温正在“备课”，对收集起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因为坐的是高脚坐具椅子，所以翘着二郎腿，还优哉游哉的晃脚。
前日，政事堂通过了《钦定大周商律》，宇文温很高兴，面上没什么，心情很激动，结果在离开政事堂时，一不留神把门槛踢烂。
也亏得他的靴子宛若“防砸劳保靴”，装着铁制靴头，所以脚趾才没有遭殃。
那么问题来了：堂堂天子又不用下工地，穿个“防砸靴”是为什么？
防刺客。
要是有人敢近身行刺，老子一脚把他踢得倒地不起！
宇文温如是想，他一直提防刺客，毕竟当年自己就是弑君的刺客。
所以即便有侍卫跟随，他觉得自己也要有所准备，毕竟齐王高澄都能在戒备森严的王府里被厨子砍死，他没道理一点防备都没有。
宇文温收回些许发散的思绪，看向案上的资料。
吵了半年，杞王宇文理的议案几经修改终于通过，而专门《商律》也拟定好了，但这只是热身，宇文温还要搞事，一搞就要搞大事，非得把官场搞得鸡飞狗跳不可。
那就是对大周律进行修订，增加一些新内容。
自古以来，中原历朝历代的律法，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刑”，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刑罚”。
所以，历朝历代的“某某律”，基本上都和刑罚有关。
若以后世的名词说，这些“某某律”可以归入刑法。
至于民法，没有，也不会有什么完整的商法，所以古代律法往往重刑事而轻民事。
现在《商律》（商法）有了，《民律》（民法）该不该有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民法是什么，宇文温不是法律专业出身，无法做出准确解释。
他大概知道民法是保护公民（及法人）民事权利、民事财产的法律，说直白点，就是保护私人财产和权利的法律。
现在，法律体系的建设中，既然有了《商律》，就该有《民律》，否则不公平。
宇文温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当他仔细一研究，发现要立《民律》，比立《商律》困难多了。
甚至比登天还难。
原因很简单，封建王朝的社会土壤，根本就不可能让《民律》（民法）这种“杂草”长起来。
如果要立《民律》，可以说要将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甚至统治秩序掀翻，宇文温觉得自己要是敢这么做，等同于在大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自己不是人，是猴。
甚至只是放出立法的风声，过不了多久，就会有谏官抬棺上朝死谏：皇帝发疯，这么下去必然礼乐崩坏，不劝不行了！
抬棺死谏这种事要是发生，等同于宇文温被当众打脸、声望骤跌，因为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有这种待遇。
大象年间，天元皇帝宇文施政昏庸残暴，就有铁骨铮铮的乐运抬棺死谏，宇文温可不想和宇文这鸟人享受同等待遇，行事自然是要慎之又慎。
毕竟有句话说得好：领先时代半步是天才，领先一步就是疯子。
宇文温明白，立《民律》一事难如登天，因为现实之中没有《民律》存在的基础，原因很复杂，但也能概括出几个来：
其一，儒家思想强调“重义轻利”，这种价值观让义和利对立起来，认为义高于利，认为获取财富必须遵守伦理道德，甚至主张义可以取代利。
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就愈发深入人心。
无数人舍生取义的事迹被传为美谈，而在义面前，正人君子耻于谈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的权利观念极为淡薄。
那么，律法自然而然就排斥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主张。
其二，“古代”有“礼”，礼和法结合成为礼法。
礼法规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所包含的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