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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变法，强调重农抑商，让国民除了耕田就只关注打仗，想要出人头地，就得靠战功来换，而要打仗，就得有充足的粮食。
然而“商”的发展，会干扰到秦国的耕战大计，影响粮食产出，影响军民立军功改变命运的决心，所以必须抑制。
极度强调耕战的秦国笑到最后，虽然秦历二世而亡，但重农抑商的政策、政治观点，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
宇文温认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古代”是合适的，因为生产力低下，粮食问题很突出，而且这政策能以较低成本维持朝廷对广大疆域的统治。
但是，时代不一样了，蒸汽机出现，生产力快速增强，已经接近脱胎换骨的临界点。
农业依旧是重中之重，但这种时候再强调抑商、贱商，就是不合时宜。
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让农和商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没必要二选一，应该是“全都要”。
重农重商（以实业为主的工商业），两条腿走路，社会发展才会继续加速，这点，宇文温不信如今的朝廷要员看不出来。
那么，为何宇文理的提案会陷入“拉锯战”呢？
宇文温认为，这是因为恐惧。
人对未知事物，总会有本能的恐惧，所以官员们对于取消“抑商”、“贱商”，商贾大翻身后形成的未知局势，本能的产生恐惧，然后就是下意识的排斥。
他们无法面对工商业大兴后，四书五经上的知识再无法有效治理国家的可能；他们无法面对商贾变成良民后，各种光明正大炫富的排场让自己相形见绌的可能。
基于对于未知或前途可能一片昏暗的恐惧，让官员们本能拒绝宇文理的提案，他们不想让商贾从“牢笼”里出来。
让商贾变成平民（地位上），那就意味着商贾有光明正大步入仕途的机会（非科举途径），而相比富商，寻常官员如何有财力在疏通人脉的竞争中战胜对方？
大部分官员都是聪明人，都知道国家离不开工商业，也知道按照现在的情况，工商业大发展利大于弊，但涉及到自身利益，谁都不糊涂。
朝廷可以不抑商（不抑制民间工商业），却不能不“贱商”（继续让商贾在地位上处于卑贱状态），如此一来，才是官僚们眼中的两全之策。
然而，不在法律上废除对商贾的歧视性规定，不在立法上保证商贾的正当权益，无法确保商贾产业、财富不被人随意收取，若连这点面子功夫都做不好，如何能让工商业者们安心？
宇文温能想到，若商贾们对未来不看好，那么他们赚来的钱，更倾向于用来购买土地，为日后“转行”当地主做铺垫。
而不是将其用于扩大规模、扩大生产，开更多的分号，雇佣更多的工人，赚更多的钱。
现在，之所以工商业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宇文温的大力支持，商贾们对于他的信心很足，大家都知道，只要他在位，朝廷就不会抑商，就不会把商贾当肥猪杀。
可他终究是会死的。
他死了以后，新君继位，是否还会继续这一政策呢？
大概率会，但到了孙辈，就很难说了。
宇文温记得西汉时的文景之治，朝廷为了恢复国力，选择与民生息，将传统的什一税改成三十税一，对于商贾的限制也放宽，所以工商业发展迅速。
到了汉武帝（孙辈）时，因为连年用兵，国家财政很快告急，朝廷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再次抑商、实行盐铁专营，并且开始“杀猪”。
杀猪的办法是收税，名为“缗税”，即财产税，按财产总数的一定比例收，如果有人隐瞒家产，告发者（告缗）有重赏，此为告缗令。
缗税的目标是有钱人，谁有钱？商人群体。
有商人不想交那么多，被人告发，然后田地、宅院、牲畜、奴婢（全部家产）悉数充公，
告缗令一出，朝廷财政瞬间“回血”，但后果和竭泽而渔差不多，因为各种告密行为可以让商贾有口难辩，于是商贾们等同于被一锅端。
告缗令的“战绩”，《汉书》有记载：中产以上（商贾）大抵破产。
商人，在朝廷眼中，不过是养肥了就能杀的肥猪，哪怕你是做实业发家的，亦是如此。
宇文温不希望这样的历史重演，因为时代不同了，到了他孙子那一代，工业时代差不多要降临，若还玩封建王朝定期杀猪的把戏，让工商业的发展出现瓶颈，后果就是有可能错过蜕变的机会。
新旧势力的交锋，要么是政治妥协，要么是军事决胜，宇文温当然希望是前者，所以他再烦躁也耐着性子，看着侄子在政事堂会议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漫长的拉锯战，不是单纯的浪费时间，正、反双方的不断交锋和妥协，使得宇文理的提案内容已经和一开始有了许多不同。
这样的妥协和交锋，最后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正是宇文温所期盼的，比起强制推行，这种经过各方妥协的政策，生命力才会长久。 富品中文
第六百二十一章 律法（）
秋风起，草木黄，雁南归，从门下省归来的唐国公李渊，回到私第后，和夫人窦氏交谈起来，说着说着，透露一个小道消息：
“陛下面上看不出来，但真是高兴，以至于一脚就把门槛给踢坏了，然后一瘸一拐的离开，全场肃静，与会人员大概憋着笑。”
窦氏听了，脑海里浮现出天子一瘸一拐走路的场面，还真想笑，却不忘问：“三郎没笑吧？”
“大家都装作没听见、没看见，谁敢笑？”李渊喝完一杯茶，长舒一口气，感叹着：“吵了差不多半年，好歹是通过了，这一下，怕不是有许多人已经喜极而泣、奔走呼号。”
窦氏方才听李渊说，政事堂会议通过了平章、杞王宇文理所提议案，立法保证商贾的正当权益，取消各项律法中对商贾的歧视性内容，让工、商业者获得与平民相等的地位。
与此同时，加强对工、商的管理，一部名为《钦定大周商律》（简称商律）的律法即将颁布实施。
这部《商律》，就是近半年来各方激烈辩论、妥协所得产物，其中包括杞王组织人员拟定的《公司条例》、《商人条例》。
可以说，《商律》为周国工商业接下来的发展奠定了律令基础，而朝廷大兴工商业的决心，也由《商律》体现出来。
李渊作为四平章之一，府里有上一版《商律》的修改稿，窦氏让人拿来，一边翻看，一边和李渊确定其中内容。
两年前窦氏大病一场，差点就撒手人寰，从那过后，身体不如从前，多亏慢慢调理保住元气，不至于成日里病恹恹、一副苟延残喘的模样。
她打理唐国公府名下产业多年，又和皇后及一众外命妇走得近，紧跟“时代潮流”，所以让李家在这二十多年的工商业发展浪潮中收益匪浅。
也正是因为自家有产业，所以李渊是杞王提案的支持者，经过半年的努力，不断的辩论、妥协，才让几经修改的《商律》最终定型。
窦氏对这套律法颇为熟悉，其中的《公司条例》，将各种公司按章分类，规定了公司的组织机构，确定了一些定义和概念。
首先是公司的定义，明确规定“凡凑齐资本共营、以营利为目的之贸易者均为公司”。
其次，确定“法人”的概念。
所谓法人，公司律确定“凡公司均为法人”，以律令的形式，确定公司、商社的法人地位。
第三，定义责任制：公司责任制，以债务为前提，分无限责任和有限责任。
《公司条例》规定，无限责任公司如遇亏损，若变卖公司资产依旧无法抵债，债务人可向该公司合资人、股东追债，并将其名下财产抵债。
也就是说，合资人、股东有责任用自己所有的财产来偿还公司欠下的债务，此即为无限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如遇亏损，若变卖公司资产依旧无法抵债，债务人可向合资人、股东追债，但合资人、股东只需将自己所持公司股份、合资钱财用来抵债。
如果份额用完，依旧无法偿还债务，合资人、股东无需将其个人名下财产拿来抵债，此即有限责任。
此外，又对股份制有限公司的成立、公司股份、公司债（记名不记名）等进行了规定。
《商人条例》，对商人的涵义、商业经营范围、商号、商业帐簿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