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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甚至染上了韩国人的毛病，非说富兰克林是法国的，还考证说，法国某个县里的人很多都姓“富兰克林”，后来这个“富兰克林”家族移民到英国，再后来又移民到北美。
各个沙龙和社会团体都争相邀请富兰克林参加他们的活动。真正让他感到荣幸的，是他与法国哲学大师伏尔泰的友谊。此时的伏尔泰已是83岁高龄，平时很少出门。他亲自陪富兰克林参加哲学俱乐部的活动，成为巴黎轰动一时的大事。伏尔泰是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他尊重的人就是法国尊重的人，他的客人就是法国的客人。在聚会上，学者们一块儿起哄，撺掇伏尔泰和富兰克林“抱一个”“亲一个”。两人拗不过大家的盛意，于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头和一个70多岁的老头拥抱在一起，并亲吻对方的两颊。这个本来很普通的法式礼节成了巴黎社交界的佳话。
富兰克林在巴黎风光无限，可他心里一点也不“风光”，都快急死了，他可不是来开派对的。美国想从法国得到三样东西：政治上的承认，经济援助，海军。可是，到目前为止，法国一直保持“中立”，只是通过“皮包公司”偷偷往美国运军火，秘密借给大陆会议一笔钱，默许美国商船停靠法国口岸，如此而已，其余的根本谈不上。
法国有法国的难处。首先，波旁王朝表面光鲜，实际上危机四伏。路易十六从祖父路易十五那里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年轻的国王本想改革，但遭到贵族势力的极力阻挠，只好作罢。法国失去了自上而下走向共和的机会。英法“七年战争”结束才十来年，这口气还没缓过来呢。现在卷进英美冲突，无疑会让本来就很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再者，法国可以帮美国打仗，但不能替美国打仗。大家都愿意站在胜利者一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还有，路易十六对美国人追求的自由毫无兴趣，甚至有些害怕。谁都知道，世界上传染性最强的疾病，不是天花和麻疹，而是革命。万一法国人从美国那儿得到启发，也起来造反怎么办？事实证明，路易十六的担心一点也不多余。独立战争结束仅仅六年之后，法国就爆发了大革命，国王的脑袋也跟着搬了家。
法国犹豫不决，美国自己也不争气。华盛顿一败再败，丢了纽约又丢新泽西，搞得富兰克林手中一点筹码都没有。弱国无外交，他现在能打的牌，只剩下他的个人声誉了。声誉带来魅力，魅力带来影响力，他把这张牌打到了极致。但极致也是有限的。别看他是巴黎的贵客，路易十六却一直拒绝见他，美法关系只限于民间，没有官方支持。富兰克林丧气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怎么能指望君主制的法国帮助共和制的美国呢？”
好像老天还嫌富兰克林的麻烦不够多，平白又给他添了不少堵。大陆会议派来的另外两位特使都不是省油的灯。本来指望他们齐心协力，结果却各怀鬼胎，还不够内讧的呢。迪恩性格倒是不错，容易与人相处，可是，他那双手就像涂了胶水似的，不“粘”点便宜是不可能的。这三位特使的一个秘密任务是购买和运送军火，富兰克林忙着安排偷运的船只，迪恩就忙着拿回扣，凡经他手的交易都不干净。另一位特使亚瑟李，来自弗吉尼亚的名门望族，两个哥哥都是大陆会议代表和弗吉尼亚议会议员，后台多硬就不用说了。李就像得了“狂想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坐实了迪恩的贪腐，也认定富兰克林中饱私囊。在他眼里，这个世界上就没好人。富兰克林见到李就头疼，他没时间也没精力应付李的胡搅蛮缠。但是，有一点，李基本上是对的。他怀疑，美国特使的周围，从秘书到厨师再到仆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间谍。
别人先不说，美国代表团的秘书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就是英国间谍。他生于马萨诸塞，曾是迪恩的学生，富兰克林在伦敦时和他成为朋友。这么一个“熟人”，富兰克林和迪恩都很信任他，让他当机要秘书。大家都以为对他知根知底，却不知他早已是英国特工。美国特使们的一举一动，他们与法国人的所有交往，都在英国情报机构的掌握之中。班克罗夫特的情报既详细又准确，比如，哪一班船，哪年哪月哪日从哪里出发，运送什么货物到美国的哪一个港口；美国公使跟法国的哪一位官员谈过什么事情；法国给了美国多少援助；等等。有一次，美国特使们请求法国提供更多的援助。他们的文件刚递上，英国公使就向法国提出抗议，说法国违反中立原则。法国人很难堪，骂美国人神经太大条，连这点秘密都保不住。
李早就觉得班克罗夫特是间谍。但是，当他提醒富兰克林注意时，富兰克林发表了一通听上去很孩子气的高论：我站得直，行得正，人前人后没什么两样，不需要隐瞒什么，就让间谍报告去好了。他没把李的话放在心上，一是因为李怀疑所有的人，“狼来了”喊多了大家也就不当回事了；二是因为富兰克林那看上去天真无邪的外表下有一颗老谋深算的心。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身边有间谍不一定是坏事。
其实，法国官方对美国特使们也不是完全忽视。就在富兰克林到达巴黎几天之后，法国外交大臣弗吉尼斯勋爵就会见了这三位使节。在谈话中，富兰克林把北美与英法的利害关系讲得头头是道，想用利益平衡的道理打动弗吉尼斯。弗吉尼斯是职业外交家，心里明白得很。美国的自由不是他关心的事，但如果美国因势单力孤而不得不重回英国的怀抱，那就是法国的噩梦。十几年前，在“七年战争”中，法国把加拿大输给了英国。现在，它难道要眼睁睁地把美国也输给英国吗？
在路易十六的内阁中，弗吉尼斯是最同情美国的。他在美国特使还没到巴黎时就向国王提出援美计划。但形势太不明朗，路易十六决定先拖着，看那帮乌合之众经不经打。他们要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咱还扶他干什么？于是，弗吉尼斯就敷衍富兰克林，绝口不提联盟之事。
富兰克林很清楚目前的处境，在没有重大的军事胜利之前，不可能把法国拉下水。他一面不动声色地周旋于巴黎的上流社会，一面默默地祈盼着战场上的好消息。同时，他以一个思想家独特的眼光，开创了美国外交的一个先例，那就是，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紧紧地连在一起。当人类进入强权时代，利益似乎永远是国与国关系中唯一的天平。但富兰克林认为，美国有一个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就是它对真理的追求。自由与平等，共和与法治，这不仅仅是美国的理想，也是全人类的理想。他引用清教徒祖先的话说：“我们在捍卫自己尊严的同时，也捍卫了人类的幸福。”
为了让法国人明白美国到底为何而战，富兰克林在报纸上刊登了他参与制定的宾夕法尼亚宪法和其他法律文件，向旧大陆展示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人们自己管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幸福不是奢求，而是权利。富兰克林的“思想攻势”引起欧洲人对美国革命的好奇和同情，酒馆里，饭桌上，到处都能听到人们谈论北美。连弗吉尼斯也有点糊涂了，他说，富兰克林一会儿是冷酷的外交家，满嘴都是利益平衡，一会儿又变成哲学家，满脑子的主义和理想。
富兰克林创立的这种外交模式一直被美国沿用到今天。从“门罗主义”到“马歇尔计划”，从“孤立主义”到“全球战略”，美国在向世界挥舞着大棒和胡萝卜的同时，也向人类宣扬着普世价值。赤裸裸的利益争夺总是与理想主义的光辉相伴而行。枪炮有停歇的时候，军队有溃败的时候，金钱有困乏的时候，但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美国文化却所向无敌。占据道德制高点从来都是美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富兰克林做得更好。
在焦急的等待中，富兰克林已在巴黎住了一年，形势似乎没有好转。1777年10月，巴黎“谣言”四起，说威廉豪已经攻占费城。富兰克林心里当然不是滋味。费城不仅是美国的“首都”，更是他的家。他的房子成了英国军官的府邸。但是，当人们告诉他豪将军在费城的胜利时，他还是很“酷”地说：“你们搞错了。不是豪占领了费城，而是费城占领了豪。”富兰克林不过想幽上一默，没想到却一语中的。正是因为豪将军被费城“占领”，分不开身，才导致了萨拉托加的英军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