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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战后的混乱状态中发生的事情，很难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但是从综合考察的各种资料来看，约２０万以上的人遇害，这是不会错的。包括长江附近１３个屠杀现场在内，尤其是被认为从南京城内外逃的出口处——长江岸边的下关，有许多屠杀事件中尸体堆放在江岸边的照片等，已是广为人知。
军方有组织的行为
可是，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有的人认为，这是进行作战后的日本兵为死去的战友“报仇”而采取的一种行为；也有人认为它不同于纳粹消灭犹太人那种有组织的活动。也许确实有那样的一面，但是，事件决不是士兵个人爆发的行动，其根源在于日军无视“不受生俘之辱”（战阵训）的俘虏人权的本质以及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论以来日本人的亚洲观。
能够说明日军有组织地屠杀俘虏的资料很多，例如在包围南京战时，第１６师师长中岛今朝吾陆军中将负责切断下关退路，在占领以后并负责市内警备，完成扫荡作战。他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的战地日记中如下写道：
“于是，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１６师作战地区的丛林和村庄内；另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到后来难以处理。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一点一点地加以消灭，最后决定采取完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是由于是以１０００人、５０００人、１万人计的群体，连解除武装都来不及。只不过他们已全无战意，只是络绎不绝地跟上来，虽然安全没问题，但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处理。为此，增派部队乘坐卡车负责督视和引导。
“１３日傍晚，需要出动大批卡车，但由于战斗刚刚结束，计划很难迅速执行。因为当初从未设想过将采取这一措施，参谋部忙得不可开交。
“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１５０００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１３００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
“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沟，但很难找到，预定将他们分成一二百人一个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引自《历史与人物增刊》的“打进攻战的南京第１６师师长中岛日记”，中央公论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正像中岛师长老实记载的那样，日军“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捉到俘虏就将其消灭掉。仅１２月１３日这一天，“事后得知”“干掉”了２５０００名俘虏。
该师长也记载道：“干掉这些残兵败将，多由第１６师负责，该师入城后，连投宿的空隙都没有，整天东奔西走。”（同上）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军人的证言（1）
陆军军人的联谊团体偕行社战后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过调查（亩本正己著“根据证词编写的《南京战史》（５）”，《偕行》，１９８４年８月号）。文中收录了第１６师第３８步兵团副官儿玉义雄的一段话如下：
“我团第一线部队推进至距南京约一二公里处附近地区，敌我双方陷入混战。这时师副官从电话中传达了师长的命令说：‘不要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干掉它！’我觉得毫无道理，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一直认为，师长中岛今朝吾将军是一位性格豪爽的、令人喜欢的将军，但是唯独这一命令，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参谋长和参谋们也多次提出意见，但均未得到采纳，我也有责任。
“作为部队来说，实在感到吃惊和困惑，但又不得不将命令下达至营。后来，各营再没有提出任何报告。由于正在激战之中，这是能够想像出来的吧！”
另外，第二独立攻城重炮兵营炮兵中尉泽田正久在该杂志中也提供证词说：
“俘虏的人数大约有１万人（由于是在战场上，没有准确地清点，我记得大约超过８０００人）我立即向军司令部作了报告，上级命令‘立即枪毙！’我表示拒绝，对方又命令道：‘那么，把他们带到中山门来！’我说‘那是不可能的’。对方好不容易才表示，‘我们派４个步兵连进行增援，一起到中山门来！’我也同行到了中山门附近。”
日本战败以后，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审判，判处谷寿夫陆军中将（熊本第６师师长）等死刑。
“幸存者”提供的证词
日军屠杀的不仅是俘虏，而且也屠杀了非战斗人员的百姓，强奸了妇女。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把外国人全部赶出南京市区。即便如此，仍有少数外国医生和传教士留在市内。他们以南京市内的金陵大学校舍为中心建立了国际安全区，在那里救济和保护难民。
日军闯入国际安全区内搜索和逮捕中国士兵——实际上并无明确的根据，许多男人被看作是便衣就抓走而加以杀害。妇女被抓走遭到强奸后加以杀害。后来据说日军建立了军内有组织的“随军慰安妇”制度，就是由于在南京频繁地发生了过多的强奸事件的缘故。
１９９３年３月，我作为日本律师联合会拥护人权委员会战后补偿问题课题组的一员访问了南京。那时，就是听取南京大屠杀事件受害者诉说当时的情况。在中国，把这些受害者中活下来的人叫作“幸存者”。“幸运地活下来的人”，这是多么有份量的表达啊！受害者向我们诉说的内容是很悲惨的。
夏淑琴的谈话：
“我生在南京，当时住在中华门附近。父母、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加上祖父母，全家共９口人。父亲４０岁左右，以誊抄为生。我家有围墙，是几户人家住在一起的大院子。日军来时，我才７岁。
“１２月１３日上午９时左右，日军从武定门来到这里，邻居的叔叔和我父亲听到敲门声前去开门，一开门就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
“我们院子里没有防空洞。邻居的叔叔、阿姨和两个孩子都到我家来躲避。
“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藏在里屋的桌子下面。不一会儿，闯进室内的日本兵把母亲抓走了。他们把母亲怀抱的婴儿（小妹妹）扔在地上，藏在桌子下面的两个姐姐被日本兵拖了出去，我不禁叫了起来，结果被刺了三刀，失去了知觉。
“４岁妹妹的哭声使我醒了过来。房间里，１５岁的姐姐在桌子上，１３岁的姐姐在床上，都被奸污后杀害了。
“我带着妹妹走到外面。后来在邻居奶奶家找到糊锅巴吃了，维持了好几天。这个院子里的１３口人中，１１口被杀害，只有我和４岁的妹妹幸存下来。母亲也和两个姐姐一样被奸污之后杀害了。”
李秀英的谈话：
“我生于南京。结婚后虽然到丈夫工作的电报局所在地上海去了，但是，由于战争，我回到娘家来避难。丈夫和中国军队一起在华南地区逃难。日军占领南京时，我１８岁，当时已经怀孕７个月了。
“南京沦陷后的１２月１８日，我一直躲在五台山美国人办的小学校的地下室里，由于没有过江（长江）的船，火车全部被军队占用，老百姓想逃也逃不出去。
“地下室里避难的一共有５０人左右，其中妇女２０多人。到出事那时，妇女只有１０余人。
“人们以为进了安全区就安全了。可是，１２月１８日，日军闯了进来。
“１９日上午，日本兵来抓妇女，我当时已有７个月的身孕，宁死也不能受辱，就一头撞在墙上，昏倒在地。也许日本兵以为我已死了，就什么事也没干。
“下午，又闯进来三个日本兵。两个日本兵想把两名妇女抓走，我躺在担架上说‘是病人’，但他们还是动手了。日本兵上来想要解我的钮扣，我夺下他的刺刀，向他刺去，并用牙咬日本兵的手进行抵抗。其他的日本兵用刺刀刺我的脸和腿，我就拼命挥动双手，与刺我的日本兵进行搏斗。我脸上流了许多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