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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再次陷入那种危险的境地。”他还说：“必须认真对待本国的现代史，跨世代地承担战争责任”。这一以“荒野的４０年”为题的演说唤起了全世界各国人们祈求和平的同感。《不如奴隶》一书所描述的德国企业对战争责任的态度与魏茨泽克总统的演说精神相差得太远了。
１９９１年夏天，在东京召开了战后补偿国际讨论会。《不如奴隶》的作者弗伦茨来到日本。当讨论会结束后人们畅谈时，他说：“日本就谢罪的话似乎说了很多，但不伴随支付金钱的谢罪是毫无意义的。说实话，德国企业虽然出了钱但他们完全没有进行反省。”听了他的话令人震惊。这是作者在与强制劳动的企业进行补偿交涉得到的实感。
戴姆勒·奔驰汽车制造公司的实例
弗伦茨写成《不如奴隶》著作的时间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半期。尔后，德国企业进行过多次战后补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１９８８年戴姆勒·奔驰汽车制造公司根据战时该公司进行强制性劳动的犹太人的补偿请求，支付了２０００万马克（按当时汇率，约合１４亿日元），并在该公司汽车博物馆正门前竖立起一座雕塑。
１９９４年３月１日我访问了斯图加尔特市的奔驰公司，听取了负责解决该公司补偿问题的沃利休克副总经理的介绍，他说在２０００万马克中，有１０００万马克是支付给“犹太人要求德国提供物质赔偿协会”，剩下的１０００万马克是支付给德国红十字会等有关团体。据估计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在该公司被迫从事强制性劳动的人数约６万，其中犹太人为６０００人，如果对６０００名犹太人支付１０００万马克的话，换算成日元，平均每人约１０万多日元。该公司发布的新闻资料如下：
“奔驰汽车制造公司决定以１９８６年庆祝‘汽车制造１００周年纪念日’为契机，用今天的观点回顾本公司的历史，显然应该特别关注本公司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的历史。应该有公正、客观地评价这段历史意义的第三者研究机构。为此委托设在科隆市的德国社史协会（ＧＵＧ）对该公司当时的历史进行调查研究。
“……德国社史协会提出的中间报告详细地作了如下介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奔驰汽车制造公司不是在整个大战期间，而是限定在一定的天数之内进行强制性劳动。上述的受强制劳动者包括自己自愿来德国后被（当局）拘留的外国人以及在集中营关押人员，甚至包括战俘。从国籍来看，有比利时、法国、荷兰等（西方的近邻各国），也有波兰等东欧盟国。被强制劳动的人们不仅是犹太人，也包括受政治迫害的人。
“关于他们的生活状态，因他们的出身和被强制劳动地区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别。劳动条件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不可能全面概括地加以叙述。
“奔驰汽车制造公司董事会在了解了上述情况之后，感到有必要给予物质的补偿。为了不忘残害受害者们的事件，决定对支持纳粹统治下的牺牲者——尤其是支持被强制劳动的人们的各种机构提供相当金额的援助。……我们提供的补偿总额为２０００万马克。”
该公司董事会除了提供这些补偿金外，决定在温塔特乌尔库海伊姆的汽车博物馆的正门口设置纪念雕塑，以便使该公司的职工和普通市民随时都能看到它。
这一雕塑的建立，是为了使人们不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该公司被强制劳动的人们的事实。它将唤起今天所有有责任心的人们认识到维持和平和维护自由尊严的重要性。
据说，目前该公司正在依靠学者编写有关强制劳动的更为详细的调查报告，预定今年５月出版（１９９４年７月初，他们把一本相当厚的题为《奔驰公司的强制劳动者》的书赠送给我）。据该公司副总经理说，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契机之一就是该公司领导人的换代（董事会组成人员的平均年龄为５５～６０岁，而负责这一问题的人员当时为４５岁）。此外该公司的这位副总经理读了《不如奴隶》一书之后，明确地指出：“莱茵梅塔尔公司等的补偿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而进行的”，此外还断言说：“奔驰公司的战后补偿和莱茵梅塔尔公司等是不相同的。”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大众汽车公司的实例
同为汽车产业的大众汽车公司１９８８年正在编写纪念该公司创立５０周年历史（该公司１９３８年在纳粹政权下，按希特勒提出的“建设高速公路和制造大众汽车”的号召创立的），委托历史学家调查在集中营的劳动者接受强制性劳动的事实，并将调查结果编入公司历史。该公司认为在纳粹政权统治下的八年间情况，绝不能成为空白点。
该公司的干部与希特勒的关系密切，从党卫军那里可以得到集中营劳动者配额。１９４４年集中营劳动人数占公司职工人数的７０％以上，其他公司的劳动者所占比例平均为２６％。由此可见，大众汽车公司与纳粹政权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该公司决定向“犹太人协会”等支付１２００万马克的补偿金。为了不忘掉该公司内对集中营的人们进行强制劳动的事实而建立了纪念碑，碑上刻写的是：“作为种族的政治上的受迫害者、战俘、来自第三帝国占领的欧洲各国的集中营关押人员，他们都是在为军需和犯罪性的制度而战争，在大众工厂中劳动，却遭受了极其残酷的痛苦。在这里对这上千名受强制劳动者寄予思念。”据说，该公司每年有２０名年轻职工被送往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让他们在那里约用２周时间进行学习、维修建筑物、扫除等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企业的战后补偿，开始时大都是出于营业上的考虑，但后来在各种形式的论争中，逐渐正视自己公司的历史，承认强制劳动这一事实。
日本企业是怎样对待战后补偿的呢？
日本企业的战后补偿情况是怎样的呢？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在战争中把约有８０万～１００万的朝鲜人和４万中国人强抓到日本国内进行强制劳动。这些受害者或遗族就抓劳工强制劳动问题，起诉日本钢管、三菱造船、不二越三家公司，要求补发拖欠的工资，并赔偿损失。
上述原告都是韩国人和朝鲜人。如上所述，中国人虽未起诉，但就众所周知的花冈事件，对鹿岛组的强制劳动问题向鹿岛建设公司提出了补偿要求。
在收到这些补偿要求的企业中，只有鹿岛建设方面向受害的中国人承认了错误，并初步表示了谢罪（不过，还未答应按补偿要求去办）。日本钢管等三家公司认为他们的企业是服从国家政策的，不负任何责任，并认为这些问题已在１９６５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解决完毕，甚至还强调“时效”问题。
我已反复地指出，与德国相比较，日本作为国家所支付的战后补偿做得很不够。日本企业的战后补偿与德国企业的情况相比，不用说也做得非常不够，事实上完全没有去做。这如实地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如果想改善日本企业的形象，那么作为上策就应该积极地解决战后补偿问题。不过同德国企业的情况一样，若不进行企业的人事更迭，战后补偿问题也许是难以解决的。
（一）面对历史的态度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无反省的行动与发言
１９８５年５月８日，西德当时的总统魏茨泽克在演讲时说：“不正视过去的人，他最终也看不清现在。”他呼吁，战争的责任问题要跨世代地加以承担，因此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多次谈及。
可是，在同一年的８月１５日，当时的中曾根首相强行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亚洲各国的严厉谴责。在这之前的７月２７日，中曾根首相在自民党轻井泽讨论会上说：“国民感谢殉国的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否则谁还为国捐躯呢”。接着，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９日举行天皇即位６０周年纪念典礼。“６０周年”纪念典礼把明治宪法下作为“统治权的总揽者”的天皇和日本国宪法下作为“象征”的天皇不加区别地来进行纪念。
后来，多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比如，１９８６年藤尾文部大臣肯定韩国殖民统治的发言，１９８８年奥野国务大臣否定日中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