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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了一下有关的史料，“卢沟桥事变”以后，当年9月13日和11月8日，日本侵略军确实先后攻占了山西的大同和太原，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和一二九师，已经分别在汾河流域及晋西北、晋东南等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争，阻止了日军的南下。山西全省并未沦陷于敌手。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除个别城镇一度遭到小股日军侵扰外，也没有损兵失地。位于陕北的延安，就连敌寇的影子都未曾见到过。所谓日军进占陕西之说又从何谈起呢？至于进占甘肃，就更无异于痴人说梦了。当然，1939年2月和11月，日军曾几次派飞机袭击甘肃省会兰州，在该城上空与中国空军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双方互有损失，但城市则始终掌握在中国军队手中，怎么能随心所欲地说成日军“直取兰州”呢？
1992年3月《文化苦旅》出版后不久，上述错误已经被读者发现。当年9月，上海作家协会的王果先生即致函余秋雨，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原文如下：
余秋雨先生：尊著《文化苦旅》中《这里真安静》一文云：“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抗日战争中，北平、山西曾陷敌手，陕西、甘肃山河依旧。八年侵华战争，日寇铁蹄未克潼关，延安并立，西安无恙，更不存在“直取兰州”。但上述悖于历史事实之说，似不影响《苦旅》全书审美价值。
王果先生的信，措辞相当委婉，不但毫无讥刺之意，而且还特加说明：“上述悖于历史事实之说，似不影响《苦旅》全书审美价值。”他原想，按照常规，出于礼貌，余秋雨理应复函表示：待书再版时加以更正。谁知半年过去，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于是，王果先生又将上述意见写成一篇短文投寄给一家以“读书”命名的小报。时逾四月，未见发落。他曾以电话询问有关编辑，答道：“稿子是不错的，所批评也是事实，但主编与余先生私交甚好，故发表与否，还需研究。”谁知这一研究，竟然直到2003年6月仍未见结果，时间却已超过了八年抗战。最近，王果先生看到了今年4月出版的第二版第14次印刷本《文化苦旅》（印数已达905000册），发现原来的差错只字未改。他在愤激之余，便把当初致余秋雨的信通过《咬文嚼字》编辑部转寄给我，建议我撰文予以披露，不能再让违背史实的无知谬说继续误人子弟了。
二、关于马寅初先生两次“呜”声呜出大宁静的现代神话。余先生在台湾东海大学的演讲稿《何处大宁静》中说：
在漠视纷争的问题上，令我特别心仪的是已故大学者马寅初先生……五十年代他的著名人口学理论受到严厉批判，并因此被撤销了大学校长的职务。他儿子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时，他正在洗澡，他听了只“呜”了一声，没再说第二句话。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冤案彻底平反，并获得了比过去更大的荣誉，当时他已百岁高龄，他的也已高龄的儿子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时，他又在洗澡，听了之后仍然只是“呜”了一声，不再说什么。我觉得他这横跨数十年的两声“呜”极有魅力，“呜”出了高贵，“呜”出了操守，“呜”出了大宁静，简直足以傲视历史。
余秋雨先生真不愧为演讲高手。他仅仅用了两个“呜”字，便极其巧妙地编造出一个引人入胜的现代神话，让那些并不了解历史真相的大学生们听得肃然动容，啧啧连声，久久沉浸在这位“文化史学家”刻意营造的心态“大宁静”中。然而有谁会想到，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钦佩得五体投地的“大师”潇潇洒洒地耍了一把！1999年4月，有位邵纯先生偶然看到了这篇收入《台湾演讲录》的文章。他曾经担任过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长期研究马寅初的生平和学说，对这则人为杜撰的两“呜”神话感到有点匪夷所思。“出于百分之百的善意”，他立即给余秋雨先生写了一封信，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1）马寅初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是自己辞职的，不是“被撤销了大学校长的职务”。1960年1月3日，马寅初亲自到北京大木仓胡同教育部，向部长杨秀峰口头提出辞职，次日递交了辞职书。3月18日离开北大燕南园43号的办公室，回到东总布胡同32号家中。因此，余秋雨说他儿子告诉他被撤职的“坏消息”时，他正在洗澡，只“呜”了一声云云，纯属杜撰。
（2）马寅初蒙冤19年，不是“横跨数十年”；平反时97岁，不是“百岁”。马寅初先生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生于1925年，次子生于1926年，马寅初平反时，一位54岁，一位53岁，并非如余秋雨所说的“也已高龄”，他们如今健在。
（3）马寅初80多岁时一条腿麻木，不能行走。91岁患肠癌，经过两次大手术后卧床，每天由家人擦身。余秋雨说马寅初平反时他又在洗澡，又“呜”了一声。这离奇的情节近乎神话，纯属虚构。
（4）马寅初平反，不是由他儿子传达的。1979年7月25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受党中央委托看望马寅初，作了口头平反，马寅初高兴地说：“这样看来，我这个老头子还有点用处。”同年9月14日，北京大学负责人周林等到马寅初家中，向他宣布了平反决定。马寅初笑容可掬地坐在轮椅上（有照片），他的次子马本初代致答词（《马寅初全集》第15卷，第326—327页），全文约700字。余秋雨说他对平反只“呜”了一声，岂不在篡改历史吗？
（5）余秋雨说马寅初“漠视纷争”，有如变戏法似的把一个演说家变成了哑巴。1928年时，马寅初已出版了四本演讲集。后来反蒋，受到暗杀的威胁，他写下遗嘱，继续狮吼，因此坐牢，软禁近五年，依然故我。马寅初《新人口论》横遭批判后，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坚持“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的观点，因此拒绝了周恩来在内的关心与劝说，两次以同样的文字发表声明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们投降”（《马寅初全集》第15卷，第311、316页）。这难道是“漠视纷争”吗？无论作出怎样的解释，以马寅初的性格和经历来支撑所谓漠视纷争的“大宁静”，都是对马寅初毫无了解，捕风捉影，缘木求鱼，以致贻笑大方的证明。这五个问题抓得非常准确，批评也有理有据，将余秋雨精心编造的“现代神话”作了彻底的否定，使他无法反驳和诡辩。如果张扬开去，肯定会大出洋相，损害到他作为一个“著名学者”的声誉。于是他急忙给邵纯先生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邵纯先生：您好！感谢您的来信。您在上海见到的我的“台湾演讲录”是一个伪本，我从未在大陆出过这本书。在台湾一些地方演讲时，有一些人记录，可能是我随口讲述有误，也可能记录有误，造成不少问题，好在尚未出书，待我以后亲自整理这些讲稿正式出书时，一定按您的意见改。再次谢谢您！ 余秋雨1999，6，27
这封信看起来语意谦恭，没有对演讲内容的错误作丝毫的辩解，但却把问题推到所谓的“伪本”身上，将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引起了邵纯先生的不满。2003年7月，已经退休回沪的邵先生，看了《新民晚报》上余秋雨对我的攻陷和我的回应文章，也通过《咬文嚼字》编辑部同我取得了联系。他在给我的来函中，附上了当年余秋雨的回信，并谈了自己的感受：
余秋雨的信写得很有意思。1，用“伪本”推卸了内容多处错误的责任；2，所谓口误，怎么会误了一大串？3，所谓记录有误，是叫他人代为受过，太不道德了。但是，人家既然回了信，我也就到此结束，不再较真。去年（2002年）3月，我由乌鲁木齐到上海定居，偶然又看到另一个版本的《台湾演讲录》，署名余秋雨，原有的错误一字未动。我因此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于是上网查阅，发现余秋雨有一大段自白，大意是：我在台湾，听众追着我讲演，只好临时想些内容，结果逼出了一本《台湾演讲录》云云。自我吹嘘的时候，就承认《台湾演讲录》，出了错就说那是“伪本”。真是左右逢源。然而这位散文大家的品格，也恰恰从这件小事上露了馅。从此，我不再喜欢看他的书。我品味着邵先生略带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