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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逗秋雨》是本专为余先生作品指瑕的书，副题为“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作者金文明为出版界资深编辑。仅就余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两著，本书便大大小小、明明暗暗找出了文史知识等方面的差错百余处，这还不算模棱两可之处，而这两本文集的总字数不过四十万言，其差错率在万分之二以上。俯拾即是的差错，扑面而来的问题莫说辑一本集子了，细究起来可出一套文集。秋雨散文流传甚广，往往一经出版即成畅销，仅《文化苦旅》一书1992年至2001年间的正版就印行了47。2万册之多。所以说这样的指瑕之作绝非多管闲事、庸人自扰。
金先生为此“查阅翻检的古今各类图书和工具书达200余种，摘录的资料卡片有500多张”。在考据训诂传统式微凋零的今天，尚有人下这样的死功夫，真是余先生的大幸呵！专业人士的阅读毕竟与普通读者不同，但将史料任我裁剪揉搓、切割锻铸的方式，放在哪篇文章中都是硬伤，而文过饰非、拒谏迁就的态度，放在谁头上都不合适。 （载于2003年7月31日《光明日报》）
同日，《法制文萃报》转载《新闻晚报》孙立梅的通讯，对上海复旦大学附近左岸书店的“三不卖”作了报道。转录如下： 复旦大学附近一书屋： 跟余秋雨沾边一概不卖 孙立梅
“本店三不卖，一不卖余秋雨，二不卖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三不卖奶酪”。众所周知，高校周围的书屋向来都有点学院式的桀骜不驯，不过上海复旦大学南区研究生宿舍附近这家叫做“左岸”的书屋打出的“三不卖”口号，其立场之鲜明却颇为少见，引得不少到书屋来买书的学生在这张招贴纸下纷纷留言表示支持，还有不少人慕名前来一探究竟。新闻学院的王同学告诉记者，其实书屋的这“三不卖”，基本概括了目前读者所公认的图书市场三大“恶俗”因素。
复旦历史系的一位女生说自己看过所有余秋雨的著作：“其实从1995年前后的《文化苦旅》开始，余秋雨就成了国内文坛的一个现象性人物，那时候大家争着看他的书，觉得游记散文配以人文历史知识，那是很‘雅’的，比一般散文高出一筹。问题是，后来有了畅销书的概念，除了铺天盖地的宣传，余秋雨本人也越来越多地在媒体亮相，颇有以‘文化’自诩的味道。到了这时候，就觉得余秋雨在‘媚俗’，看他的书也显得俗气了。”当天下午，从上海乘飞机前往香港。晚上到达后，由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先生接至宾馆休息。
8月1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孙厚璞的文章《面对指谬的大家风范》。文中涉及二十多年前我跟前辈学者刘大杰先生的一段难忘的往事，转录如下：
面对指谬的大家风范 孙厚璞
中国文坛，大学问家因为自己的著作出现差错被人指出，而表现出大家风范，并与指谬者结为友好的佳话，层出不穷。下面就是常在我的头脑里萦绕的两个例子。
1975年9月，《汉语大词典》编纂筹备工作刚开始，我与金文明共事。次年初夏的一天，金文明兴致勃勃地要我品尝碧螺春茶，我问他茶叶的来历，才知道是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先生送给他的。他满足了我的好奇，向我介绍了他与刘先生结识的经历。70年代初，毛主席当面向刘先生提出要他修改重版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该书第一卷出版后，金文明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史料差错大小近70处，便“冒昧”地写成书面意见给刘先生参考。刘先生看后大为赞赏，不仅接受，而且把刚出版的第二卷交他的女婿潘某上门送给金文明，希望能继续指出书中的不当之处。金文明当时一面参加《辞海》的修订工作，一面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体例的起草，工作非常繁忙，仍在业余时间认真阅读，查找文献，进行研究，写出书面意见，交给刘先生。对此，刘先生非常感激，便邀请金到家中小酌。两人相谈甚欢，金离去时，刘先生郑重地将两听茶叶和一条中华牌香烟送给金，我也因此而得享口福。刘先生病逝后，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集》，刘先生的夫人李辉群老师特将选定的文稿嘱女婿送请金文明过目，以免出版后留下遗憾。据我所知，金一如既往，怀着对刘先生的敬重之情，完成了此事。书出版后，刘夫人在赠书上亲笔题写“文明同志教正”字样，以表达对金的谢意。
1983年9月，《汉语大词典》第三次编委会议在厦门召开。《汉语大词典》顾问、北大教授王力先生出席，同为顾问的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先生因事未能赴会，特委托他的学生、《汉语大词典》编委林菁向王先生致意。那时天还很热，一天傍晚，我陪同林菁去看望王先生，只见他正摇着扇子与几位同志在交谈。我俩坐定以后，林菁对王先生说，来前姜先生嘱我向您转致敬意，并为他主编的《语言学论丛》上刊登批评王先生的文章表示歉意。王先生听后爽朗地笑了，说：“这有什么呢？批评不是坏事，请你转告姜先生不必介意。”在询问了姜先生的情况后，要林转致他对姜先生的问候。我想，像这样对待他人指谬所表现出的大家风范，对后学会有所教益。出版家倘能把这类故事结集成书，想必也有助于净化学界的风气。
（2003年8月1日《解放日报》。作者原为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
8月1日至3日，白天由沈登恩先生陪同，乘船参观游览了维多利亚海港，又至几家书店了解台湾版《石破天惊逗秋雨》的销售情况。晚上参加书市的签名售书活动。许多香港读者前来排队购书，一些年长的学者还在书摊前同我交流对余秋雨现象的看法。据沈先生告我，书展期间，《石破》一书共售出一千余册。
月初，上海《采风》杂志2003年第8期出版。该刊在《专家圈点“逗咬余秋雨”》专栏中发表了复旦大学顾孝鸣、孙时进，上海大学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李宏图四位教授，以及上海作协专业作家沈善增先生的评点文章。分别转录如下：
专家圈点“逗咬余秋雨” “无名”逗“英雄”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系教授、博导、著名文化分析和规划专家）有两句话，这几十年里一直都无法忘掉：一句是毛主席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一句是巴尔扎克说的：“名声是公众的妓院”。扳扳手指头，金文明先生的“力把”要比余秋雨先生来得大，但余先生因为名气响反而被更多的人知道。今天，作为前辈的金先生竟然“逗”自己年幼的余先生，实在是意味深长。有人怀疑金先生要借余先生出名，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仍是严酷地反映了一个真实：人们还是以“名”为支点在思考和评估一切或宏大或碎屑的情事。“名”作为一种覆盖个人肉体存在的社会符号或社会图腾，扭曲了本来非常简单明白的语词勘误。本来光明正大校正的人，却怕给人有“好为名人之师”的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