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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铸定“开卷有益”四字，勿招“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的骂名。第二：切忌草率。无一字无出处固是太拘谨，但信口开河，亦属轻浮。第三：语涉史实，则更须牢记孔夫子的“四绝”（毋固、固必、毋意、毋我）。
第四：凡作记叙、议论文，能写得流丽风生固佳，但哲理多一些，思想深一些，庶几可幸
免华而不实、掷地无声之讥。
第五：序末书后，切勿漏了“谬误在所难免幸乞海内外高明教正”这十五个于己大有裨益金字。
孔子曰：“当言而不言，谓之失言；不当言而言，谓之瞽。”我从教数十年，见英才如贤棣，有不当之处，不掬诚相告，我不肯。至于是否瞽，则在乎贤棣了。当今已非鲁迅时代，匕首投枪，已可入库。进入“WTO”，大有为之事正多，老朽行年八十有五，来日无多，惟馨香祝祷，深愿禀赋不凡如贤棣，潜心文史，不仅力步陈寅恪夫子之后尘，继为一代宗师，且在文学上获得诺贝尔奖，一填中国文学史上之空白。有厚望焉！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20节 出了个“将相和”的故事
尤有望者：两千多年前的赵国，出了个“将相和”的故事，美誉至今不衰。金余同是一派斯文，为了几个字，吵吵争争，热闹了一番，也就是了。何如冰释前嫌，金以其严谨，余以其聪慧，齐心戮力，为中华文化别开生面？那时节，别人如何开心，我难预料，至于我么，舞是跳不动了，歌也唱不出了，酒也喝不得了，只好耍耍笔杆子，戏改唐朝杨敬之赠项斯的那首千古名唱聊表心曲，凑个兴吧：原诗“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戏改尾联为“到处逢人说金余”。（咬嚼派说：“‘诗斯’是‘四支’的韵，‘余’是‘六鱼’的韵，‘诗’‘余’又不通韵；错了！”———对此，我别无良策，只好傻笑。深望方家教我以诗意与格律两全之道。为祷！为幸！）
月14日，东方网发表我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工作期间的同事和朋友吴琦幸君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一封信。琦幸系文学博士，现为美国圣安东尼学院中文系教授。此信7月11日发自洛杉矶。转录如下：
美国中文教授吴琦幸致金文明先生的一封信 东方网 金文明兄：多年不见，去年我回国时兄曾托人传话希望在上海见面一叙，因当时身在外地，无法分身，遗憾。今在网上读到了兄出版《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消息，又看到了余秋雨答金文明以及你反驳余秋雨的问答，非常高兴。似乎又回到了当年我们一起在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切磋学问、磨砺大词典稿子的时期。不过这次你的对手实在不像我们当年审稿的对象———五省一市各大学教授那样具有科学精神和谦虚真挚的品德。从余秋雨的答问来看，我觉得有点像上海街头偶然出现的撒泼吵架的人一样，无法与之沟通，你的查证都有确凿的证据，他无法回驳，只得狡辩一番，最后居然还将我们当年的主编罗竹风掮出来，一边说并不知道你，一边又说罗竹风对他讲过你，暗示说了一些关于你的坏话。我觉得，这样做人道德品格有点问题，本来是一件学术上的争论，为什么要扯上人事纠纷，况且还要牵上已经作古的老人家？
我是了解你的。1980年我到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我在第二编辑室，你是第一编辑室的副主任。你的古代汉语功底我是知道的，而且对于古代文化典章、文史知识都有刻苦的钻研，且又仔细。你看稿子，常常把一些别人不注意的问题找了出来，你的认真在编纂处是尽人皆知的。当然你的问题是有时太较真，不像有些人那样圆滑会做人，常常会得罪一些人，甚至领导。你的城府又不深，在人事问题上，我可以说你并不能够适应我们这个社会，所以到了后来，这是我非常感到惊讶的事，你的编委大名居然没有上汉语大词典的名录，只此一事就可见中国某些人的无法无天到了什么程度？你当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语大词典编委，而现在登载在词典上的有些编委，会让人笑掉大牙，他们不精通古代汉语还不要紧，这些人只知道吹牛拍马，他们成为编委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腐败。顺便说一声，我在1983年离开了编纂处，但是最后还是上了“主要编纂人”一栏。余秋雨的散文，我和你阅读的感觉不一样，我从一开始阅读《文化苦旅》就不感到这是好文章，用我的朋友、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教授的话来讲，叫“甜得发腻”。这样的书在当今中国畅销实在也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把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历史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给一般的人们，应该是一桩非常重要的事。通过所谓的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