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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新民晚报》发表曾子墨撰写的《“咬文”莫“咬人”》。7月9日，《每周广播电视报》发表祥梓撰写的《夏日秋雨》。
7月10日，《新民晚报》发表该报编辑杨展业的评论《“开涮”精英不足取》。按：此人据说是余秋雨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余秋雨在6月26日《新民晚报》上发表整版攻击金文明先生的文章《被“咬”者的回答》，就是这个丑角策划的。现在他又利用职权把余秋雨捧为“精英”，拉来跟深受人民群众尊敬的抗“非典”英雄钟南山同志攀比，实在可笑之至！钟南山同志是我国医学战线上坚持严谨科学精神的专家，长年以来默默无闻地守着自己的岗位，从来没有想到要获取什么非分的名利，隔行的人们过去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见过。在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里，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奋战在临床和科研的第一线，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余秋雨算什么？不过是写了两本错误百出的所谓“历史大散文”，尝到了名利双收的甜头，马上甩掉岗位，跳出“苦海”，乐旅神州，遍游列国，在文化商场里玩得得心应手，成了万众瞩目的“海上明星”。他靠着自己的作秀和别人的疯炒，获取了滚滚滔滔的财源，仅台湾一地的版税收入，便达到了2800万台币（合人民币近700万元）！这样的文坛暴发户，跟钟南山同志的精神境界相比，何止差了十万八千里！杨展业这样暗捧臭脚，主要是为了借题发挥，恶意指责和贬损其他媒体对“金余之争“的客观报道。他在文章的下半段说：
在此，不想论证钟南山的是非，只想讨论新闻媒体该不该介入这种事情。名人，哪怕名声大到气贯长虹，也是可以批评的。问题在于，有些事情属于科学研究和方法论上的分歧，这就应该让科学家们自己通过辩论寻求真理，媒体不宜插进去说三道四，轻率地下结论，更不应当成炒作的题材。诚然，学术上有争议是很正常的事，无须新闻媒体去妄加置喙，充当什么裁判员。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5节 社会精英拿来“开涮”
同样应该警惕的，是那种动辄把社会精英拿来“开涮”的风气。谁也否认不了，各个领域的钟南山们是我们民族的智者和仁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和爱护。任何人都会有缺点，精英也不例外，批评当该与人为善，然而现在的情况常常是，明明可以探讨的学术问题，却偏要扯到为人的品质，本可以好好提意见的，却非要弄到媒体上连篇累牍地渲染不可。这种风气，真的是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当天的《新民晚报》一上市，立即就有网友在东方网上对杨展业提出尖锐批评。现转录一篇，以飨读者。
杨展业有违记者职业道德 东方网：网友 123
杨展业的大名常在《新民晚报》上见，故知道了他是《新民晚报》的一个记者或编辑，而且可能是资深的。可是作为一个晚报的记者，在昨天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似乎有违记者的职业道德。我们且不论贬谁褒谁。不反对你策划余秋雨“咬”人的文章，可问题在于你既是一方的策划者，怎么能转身又去充当评论员作评价了呢？这就好像在赛场上，一方的运动员或教练员冲上场去做裁判，这有公正可言吗！我觉得晚报应该重视此事，否则将失信于民。
（原载7月11日“东方网”。作者：网友 123）
同日，东方网发表郜元宝、赵志伟、陈光磊、赵丽宏四位学者、作家对“金余之争”的评论文章。分别转录如下：
历史题材文学必须尊重历史 郜元宝
涉及历史的文学写作———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等———都必须以尊重历史为前提，这似乎用不着多说。
但有的作者并不服气，他们自以为有比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思想要表达，而表达这样的思想，是可以一定程度地牺牲历史甚至捏造历史的，他们忘记了，他们那些重要思想为什么非得和历史绑在一起不可呢？为什么不可以避开他们不熟悉的历史而通过别的题材来表达呢？这说明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有赖于一定的历史记忆，他们不得不借助一定的历史叙事为他们自己的思想表达张目。
问题就出在这里：历史记忆、历史叙事，不同于文学虚构，它有一定的史实供参照，而这些有一定史实供参照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不是任何人的私有物，任何人都无权因为自己的方便而随意涂抹历史。
人与人之间在述说历史、想象历史的能力上有高下之分（作家和一般历史爱好者的区别就在这里），至于评判历史叙事或历史想象，作家的权威性并不必然高于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有没有这方面的权威性，不在于你是否善于述说历史，想象历史，而在于你是否具有确凿的历史知识，是否善于利用你所占有的确凿的历史知识来对照别人或自己的历史叙事因此，一方面，评判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读者必须谨慎，必须真正懂得历史，也懂得文学，必须抱着既尊重历史也尊重文学的态度发言；另一方面，我觉得对于作者来说，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虚心聆听来自别人的批评，并把这种批评当作自己难得的学习良机，而不能用任何理由拒绝批评，更不能随意对别人的批评加以诛心之论。作者的傲慢与不诚实，将和批评者的草率与意气用事一样，都会伤害到写与读之间健康良好的关系。当这种关系被破坏之后，一切争论都不再会有什么建设性的成果，充其量只能留给爱找热闹的媒体以一些可怜的“看头”与“卖点”。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觉得诚实、聪明、有自尊的做法，就是把该说的话说出去之后，立即保持沉默。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
“咬嚼”与历史散文 赵志伟
我觉得余秋雨的“咬嚼派于文化无补”判断下得太武断，有失分寸。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咬文嚼字即其一也。你可以写你的大散文，别人也可以搞他的“小标点”。术业有专攻。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没有听说过桐城派作家批评乾嘉学派是没有大文化观的。做游戏就得讲游戏规则。譬如，你一方面要编历史剧，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却发生了“唐人戴宋冠”一类常识性错误。当有人向你指正时，你却辩解说：这是戏说，不必拘泥于细节，因为“冠”“袜”之类是没有多少文化含量的，重要的是要搞清文化形态。你说这能服人吗？文史知识不是一件衣服，需要打扮自己时就穿上，不需要就又脱掉它。余先生的散文是以文史见长的，别人当然要求你在文史知识方面没有硬伤。《文化苦旅》可以说影响到了整整一代人，我的学生中大部分都读过余先生的大作，他们即将走上教师岗位，假如因为文史常识上有“硬伤”，他们教给学生，一代代传下去，难道这与“文化”无关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