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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青年一代文史知识欠缺，有的人在数典忘祖，有的人在郢书燕说。正有待余先生一类大名家正确引导，正缺少像吴先生、金文明先生一类的“文化警察”时时纠谬匡误。《文化苦旅》在当代散文史上占一席之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别人的毁誉根本无损余先生的声誉。假如余先生能“念及童蒙”，那就是两全其美了。惜乎许多事情一说便俗，再说三说便有损形象了。有一次我同几个大学生谈起余秋雨的散文。一个学生说“我本来是‘余迷’，几乎买全了他的书。如不迷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余先生好像什么都懂，又好像一贯正确，对这样的人，我只能敬而远之。” （作者为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语文教育专家） 史料的应用论说要实在可靠 陈光磊
用散文艺术谈历史问题作文化思考，这样的作品，被称为历史散文或文化散文。我想，不妨也可以称为文史散文。“文章合为时而著”，这种谈历史论文化的散文，旨在对民族文化的历史问题进行现代的思考，具体的表现就是对众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用新的眼光加以追究、反思甚至拷问，以期为今天民族精神的塑造和社会文化的建设提供启发和借鉴。这种文化散文，人们理所当然地期望它或者要求它能够具有历史叙说的真实性、散文写作的艺术性和文化思考的哲理性。质言之，它应当是学术与艺术的结晶。文史散文，其文本构造所应用的题材自然就是这样或那样的历史材料。这有关的材料，如人物、事件、年代时序、地域风情等等一般都会有社会公认的历史记载和文史学界的学术共识作依据；倘有新发现和新看法，也必得作充分的考据和论证。也就是说，对史料的应用和论述要实在可靠，因为这些历史材料是用来立论和思考的基础，是散文创作中组合话语进行修辞的事实根据和艺术凭借。“修辞立其诚”，对于文史散文的创作来说，首先就是要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历史资料，尊重历史事实，记叙历史活动和观照历史进程。历史记叙的可靠性，是文史散文这种文体应有的一种学术品格，也是广大读者希望从中获得正确的文史教育的合理要求。
文史散文的创作过程中，当然需要运用形象思维和积极修辞，也就是驰骋想象，追求超脱寻常文法乃至寻常逻辑的新的话语组合和新的形式建构，造成动人的魅力。否则，就会缺乏散文应有的艺术性，也就没有了吸引力。当然这种想象思维和积极修辞的运用不应该也不会妨碍对人物、事件叙述的历史真实性；而历史叙述的真实性本身也决不会妨碍形象思维和积极修辞的展开。诚如欧阳修所说：“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修辞学专家） 张冠李戴会让作家“很狼狈” 赵丽宏
我写了几十年散文，出版了数十本散文集，涉及的题材很广泛，其中也有一部分谈到历史典故和传说。这些文章大多谈不上严谨，只是面对历史发一些感慨，对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也会有一点叙述性的描绘，对不太熟悉的散文中的历史真实的事情，只能抒发一点感想，作一点猜测和联想，如此而已，决不敢斩钉截铁地下什么结论。我想，不管作者是什么身份，如果文章客观地提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那当然要探知究竟，尽量弄清楚来龙去脉，然后再落笔写。要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必须准确，如果发生张冠李戴的现象，对作家来说肯定会很狼狈。
我也有过这样的狼狈。譬如，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到古人的瓷枕，小而硬的瓷枕，作为枕头极不舒服，这引发出我的很多联想。我以为今人见到的那些瓷枕，其实多为墓葬物，是给死人枕头的，所以无所谓舒服不舒服，活人不会喜欢这样的枕头。文章发表后，有一个读者来信，对瓷枕发表了长篇大论，彻底否定了我的用联想得出的结论。那读者确实有学问，信中引用了很多古人用瓷枕的典故。读这样的信，令我汗颜，觉得自己的知识欠缺。想象的艺术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两者当然不是一回事。抒情的散文和学术文章，两者也不是一回事。
写抒情的散文，和写历史考据的文章情况不一样，作者的准备和心态是不同的，前者可以天马行空，可以自由想象，作家的主观意志可以主导一切。
譬如罗伯特·莱希曼的《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作者在他的文章中以访谈的形式和莎士比亚、马克·吐温、伦勃郎和瓦格纳交流，一个现代人，绝无可能访问过去的逝者，所以这样的访谈自由不羁，海阔天空，怎么谈都可以。没有人会计较被访问的那几位大师说的话是否真实。毫无疑问，作者对他的“访谈”对象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了解得非常深刻，这是他发挥想象的基础。
前不久读迟子建的一篇散文，文中写她梦见周瑜，有奇妙而荒诞的交流。这样的散文，涉及历史人物，其实和历史无关，只是表达作家的一种向往和心境，读者不会在意文章中出现的周瑜是否真实。如果是后者，即学者专家的介绍议论历史文章，必须非常严谨，文章中提及的一切都得有明确出处，都得经过考证。即便是修正前人观点和结论，也应在科学考证的基础上，完全凭推断和想象是不行的。记得很多年前读翦伯赞的《内蒙考古》，很为他那种严谨认真的风格感慨，虽不是学术论文，但不愧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文章。余秋雨的散文，在这两者之间，既不是一般的抒情散文，也不是学者研究历史的学术论文。读者喜欢他的散文，在阅读中产生遐想和共鸣，是因为他对历史和人生的思考，是因为他独特的叙述议论方式，还有他的文采。他的散文的成就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余秋雨这些年来一直成为关注的中心和热点，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再完美的事物，不断地在聚光灯下被无数人用放大镜谛察，总能挑出疵点来的。如果因为文章中一些小的疏漏而否定余秋雨的创作成就，那当然很可笑。
我没有读过《石破天惊逗秋雨》这本书。能把从余秋雨的散文中发现的问题写成一本书，我很佩服作者。书中的评论，是严肃的学术考证，是平心静气的探讨，还是吹毛求疵的夸张，是牵强附会的批评，没有读过此书我无法判断。不过，我想余秋雨应该欢迎这本书，不管作者出于何种目的和心态，能够花这么大的功夫研读自己的作品，而且居然能发现这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那应该是一件好事。如果是我，我会找来认真读一读，对书中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是善意批评，我会由衷感谢作者；如是沽名钓誉、恶意挑刺，那也不必生气，一笑置之吧。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散文家）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6节 常识性的文史差错
7月中旬，山西太原李广洁先生寄来一篇批评余秋雨拒谏饰非的文章，同时指出其散文中多处常识性的文史差错。理据充分，措辞恳切，对余先生显然有药石之效。特转录如下： 历史与面团
———余秋雨笔下的历史李广洁
当代作家中，以散文而不是以小说奠定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能够让自己的作品畅行十几年不衰的，恐怕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余秋雨先生。其散文集《文化苦旅》的印数近90万册。近两年，《文化苦旅》被许多中学教师指定为学生的必读图书，甚至有些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一书。按照我的理解，能够列为学生的必读图书，并且还有必要出版一部专门为之“导读”的图书，应该是经典之作。既然是经典之作，就应当经得起推敲，最起码不应该有知识性的差错。不过，话又说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