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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臣都自称“奴才”，尤其可笑的是，这竟是满臣的特权，汉人只能自称“臣”。如此一来，“臣”与“奴才”画了等号就是殊荣，是自家人。不能称“奴才”的汉臣，成了外人，低于奴才一等。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康熙帝时期的君臣关系“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重于“亡国与役处”；雍正帝时期的君臣关系是“亡国与役处”等于“霸者与臣处”；乾隆帝时期“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重于其他形式的君臣关系。康熙帝对待人臣比较有人情味，甚至官员犯了法，康熙帝对他们的惩治都比较轻，这样就使得一些贪官无所顾忌。雍正帝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则采取严厉手段整治贪官，朝野官员都感觉透不过气来。乾隆帝又来纠偏，最后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意压抑清官，而纵容贪官，盛世就走向下坡路了。
两千多年来，君臣关系越来越坏，从下面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君臣关系发生了负面的变化。在周公孔子时代，君臣可以相对而坐，“帝者与师处”或“王者与友处”之际，甚至可以坐得很近，促膝谈心也是常事。在秦汉时期，君臣也是如此。一直到唐朝，朝堂上都是，君坐，臣也坐。从宋朝开始就改革了，赵匡胤改革为君坐，臣站。元朝又改革，改为君坐，臣跪，一直延续到明清。“亡国与役处”成为理所当然。乾隆朝以后奴化程度就更深了，连官僚之间下级遇到上级的作揖之礼，都被改革为半跪之礼。年羹尧在忘乎所以的时候，竟敢在雍正帝面前“箕坐无人臣礼”，日后，这就成了他的罪状之一。
中国儒家君臣之道最完善的时期是在汉初。相权崇高，所谓“屈君以申臣”，如丞相进殿，皇帝要站起来迎接，皇帝路遇丞相，要下车，等丞相走过以后再上车。遇国家大事，皇帝一定要去朝廷与丞相商量，然后才能决定。丞相对皇帝的命令可以拒绝。唐代，三省分权与政事堂制度对皇权的约束作用也很大。这些都是儒家君臣之道的表现。如果把明清体现法家思想的君臣关系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本质，显然就是一笔糊涂账。戏说历史绝不仅仅限于文艺作品，许多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或中国人“国民性”的时髦书也都是一笔糊涂账。读这些书就好像是乘坐时空穿梭机，上下几千年，忽来忽去，混淆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没有逻辑性可言。
古人有“君不君，则臣不臣”的说法。“不臣”又如何呢？以“汤武革命”的形式替天行道是儒家提倡的，叫做“宪章文武”。但是“君不君，则臣不臣”更普遍的表现形式却是法家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贪官与昏君的关系尤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与役处”是常态，然而也并不都会亡国，如果没有严重的外部威胁或人民没有力量推翻朝廷，亡国就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隐患而已。如果按照顾炎武的“亡天下”概念的定义来衡量中国社会的“亡”，则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即使没有“亡国”，也是处在“亡天下”的状态之中。究其原因，是“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使然。事实上也并不存在单纯的“亡国与役处”的关系。在“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这几种君臣关系中，主奴君臣关系造成的亡国趋势，在康乾盛世被其他三种君臣关系形成的力量抵消了，并不能直接导致亡国。一直延续到道光帝后期，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亡国问题才突显出来。盛世期的“亡国与役处”只能说是一种潜在的趋势。
一般来说，在君臣关系中，前三种君臣关系的成分都很不足，而第四种君臣关系的成分则太充分。原始儒家没有找出什么好办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孟子主张以德抗爵（权），或以戚贵之卿易昏君之位，但实行起来有很大困难。儒家的臣道即使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也会因帝王的压制，而被人们所忽视。古人的臣道观念至今也没有多少人了解，而戏说的东西却泛滥成灾。
儒家的观念，为臣者有“责难于君”的责任。孟子说： “责难于君主的行为，称之为恭，向君主陈述善言防避邪念称之为敬。以为君主不能为善的人臣，就称之为贼臣。”虽然在臣道方面加强对君主的道义责难实属不易，但只要不是奸臣，做臣子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尽了此一职责。关键在于帝王能否接受或容忍。清官与皇帝的主奴关系，只是形式上的，本质上则不是。本质上是“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好一点的有“帝者与师处”或“王者与友处”的关系。在康熙朝，清官与康熙帝很有些“君臣有义”、“君臣以义合”的意思。
在君臣之间的关系中，君无疑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君贵臣贱如父尊子卑，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么，有其君亦必有其臣。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宰相和大臣。不过，在一段时期内，君臣的明暗程度并不是对等的，要有一段磨合期。或是奸臣最终受到整肃，如明珠；或是奸臣渐渐得势，如和�
《君臣道》第一卷前言（三）
为臣之道，古人有所谓“难进而易退”的说法。因为如果完全按照儒家为臣的原则去行事，真正的清官就很难做到一、二品大僚，更不要说得到宰相的高位。而纵观康乾盛世一百多年，或一、二品大僚，或首辅为清官者，是不少见的。由此可见，康雍乾三帝及其朝政，相对于历史上其他时代，是较为清明的。
清人陶贞一在《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中说： “世上确实存在大有作为的君主，侧席（虚左以待之意，《后汉书》： “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求贤，岂不愿意得到能人而用之？可是终于不能得到，为什么？历史的积习使然。汉朝的汲黯奉使往河内，不至而返，又擅自开仓赈济流民；唐朝的魏征，进谏不纳，而唐太宗再与他讲话，他就不回应；裴谞奏事，皇上问他榷酤（国家垄断卖酒）之利，（因为皇帝问的是发财的问题），他很久也不回答。他违抗君主的命令和朝廷制度，十分专断。像魏征和裴谞这样的行为，就是大不敬，若是在唐朝以后的时代，岂能一日容于朝廷之上呢？因为明主有特别通达的见识，不在细节上苛责大臣，以激扬他们的意气，如此一来，磊落奇伟的人才就可以出现，骨鲠之臣就能得到进用。这种人只要得到几位，天下也就可以得到治理了。”那么，康乾盛世的出现，是否就是皇帝容忍大臣的结果呢？至少在康熙帝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但是形式却大不相同了。因为君臣关系已经完全等同于主仆关系，所以，像魏征和裴谞这样“从道不从君”的政治恐龙早就在朝廷上绝迹了。在雍正帝时代，就更不大能容忍臣子有违抗旨意的行为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尊重大臣的意见。到了乾隆帝时代，尤其是乾隆后期，由于主仆关系的恶化，差不多到了孟子所说的“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地步了。但是容纳直言的行为仍然有，因为有制度作保障。
一般来说，才干与道德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谨慎敬业的大臣，往往就有政绩，虽然也可能因此得到皇帝的赏识，但是也可能因此而受到皇帝的猜忌，稍有错误，就可能受到整肃。自古以来，君臣之道，缺乏的不是才干，而是道德。康熙帝虽然没有唐太宗的雅量，至少也是宽宏大量的。在注重道德这一点上，康熙帝甚至胜过唐太宗，雍正帝也是如此，所以清朝前期就很强盛。乾隆帝的道德就明显地不行，虽然清官也能被重视，但是，和吹玫剿丈淼谋；ぁＵ夤倘挥牒瞳｜的机智有关，然而乾隆帝的有意纵容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官员之间怎样斗争？无非是利用制度。制度无论好坏，都可以被不同的人所利用。对于古代的监察制度，本书略加以介绍，因为这是读历史不可不具备的常识。还有一些常识更是不可不知道的，那就是古人有关为君之道的观念，为臣之道的观念以及君臣关系的观念。人们似乎很缺乏这方面的常识，某些写历史文学的人往往以想当然的态度信笔胡诌，读历史文学的人也只能看得懂戏说的东西。俗话说，读史是“为古人担忧”，今则不然，专门学习古人的阴谋诡计，然而却学不到手，反被聪明误。某些古人把读史称为“玩物丧志”（如程颢之批评谢上蔡）。朱熹虽然并不反对读史，但也不主张没有观点和常识的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