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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我们灵魂深处的创痕,掩藏最力的弱点,直刺进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症结,摆在显微镜下让大众观察。他最恨的是那些以道学先生自命的人,所以他描写脑筋简单的乡下人用笔每比较宽恕,一到写到《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祝福》里的鲁四爷,《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便针针见血,丝毫不肯容情了。……
鲁迅从不肯将自己所要说的话,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只教你自己去想,想不透就怪你们自己太浅薄,他不负责。他文字的异常冷隽,他文字的富于幽默,好像坚果似的愈咀嚼愈有回味,都非寻常作家所能及。
鲁迅作品用字造句都经过千锤百炼,故有简洁短峭的优点。……他文字的简洁真个做到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地步。
——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1934年)
所谓劣根性,阿Q的习惯:第一是精神胜利法。……
其次是色情狂相。照阿Q看来,凡尼姑一定和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其实因为他自己曾在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原是猜己度人的,这种心理自然也很要不得。
第三,是畏强凌弱。阿Q给赵太爷打了嘴巴固然不敢回手,给秀才用竹杠敲了,也只是顺受。可是见了小尼姑,就要随便动手,碰着小D,也就开口骂“畜生”!
第四,爱装虚架子。小D虽然一向软弱,阿Q饿瘦了,实在也并不比他强,相互拔了一阵辫子,明明是无力取胜,走开了,阿Q还要回转头去装腔作势的说:“记着罢,妈妈的……”
第五,注重无关紧要的小事情,譬如因为把未庄叫做长凳的叫做条凳,阿Q就很鄙薄,城里人把葱叶切得细碎些,也就认为大问题。
第六,奴隶性重。因为审判阿Q的人怒目而视,以为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宽松,便跪下去了。
阿Q之所以为阿Q,原是因为环境恶劣,没有受过正当教育。作者用意所在,与其说是攻击阿Q,不如说是暴露环境的缺点。所以我们怕得自己做阿Q,也不愿意别人像阿Q,在自励励人以外,更须注意环境的改良。
——许钦文《漫话阿Q》(1947年)
鲁迅的小说“呐喊”与“彷徨”所反映的主要就是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到1925-1927年之前这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后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无力,在经过长久的痛苦、寻求、怀疑和探索之后,从五四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1925-1927年的革命的风暴还在前面,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和农民结合起来,广大的人民还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社会矛盾是十分尖锐化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表现得格外突出了。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正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
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关于农民问题的作品在鲁迅的小说里占着特殊显著的地位。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鲁迅对于农民问题所给予的特别的注意和这个问题在近代中国所占的特别重要的位置是正相适应的。
在表现人民的被压迫的苦痛的时候,鲁迅的观察不是表面的,他善于抓住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的矛盾。……鲁迅是真正透彻地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他是清楚地知道,农民所受的苦痛,不是这些肉体的苦痛所能完全包括的。农民有许多苦痛,这比直接的肉体的苦痛更可怕,更残忍得多。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意义》(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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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本人是知识分子。在鲁迅作品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突出主题。这仍然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深刻反映。从戊戌经辛亥到五四,从五四经大革命到30年代,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和桥梁,同时又具有各种严重的毛病和缺点。他们的命运、道路和前途,他们的成长、变迁和分化,成为鲁迅所十分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鲁迅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农民问题,成为鲁迅作品的两大基本主题。这也正是近代中国两大历史课题。鲁迅思想的发展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也可以说,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发展是其整个思想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对知识分子寄予很大的同情和希望,同时又给以无情的鞭挞和揭露。革命的、灰色的、反动的、先革命而后反动的、吃人的、被人吃的……各种各样知识分子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鲁迅笔下,形形色色,蔚为大观。
《怀旧》、《孔乙己》无论矣,他们是被《四书》《五经》吃空了灵魂的末代封建知识分子的下层,那种迂臭、愚昧、空虚、受欺侮迫害然而仍不掩其善良的牺牲品,鲁迅是用一种嘲讽而又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们的灭亡的。与此相映对,是鲁迅对曾参加或企望过革命的同辈和下辈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从瑜儿、吕纬甫、魏连殳到涓生、子君,他们的道路和命运,便是鲁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在寂无回响有如荒漠的莽原中,这些曾经满怀豪情闹过革命的知识分子,有的爬上去了,本身变成了反动派或反动派的帮凶。但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特别像范爱农那些下层的,却终于连整个身心都被黑暗吞噬掉,完全消失和被人遗忘了。不但范爱农没人知道或无人问及,连当年轰轰烈烈的“鉴湖女侠”,也荒坟冷落,不再为人所记忆和提及了,他们虽不过一两个例子,其实代表着整个一代。
五四运动过后,鲁迅又经历了这样一次“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分化。不论是当年曾悲歌慷慨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流血奋斗过的一代,也不论是当年曾振臂高呼为打倒孔家店而雄谈阔论的一代,都逐渐渺无声息,总之是被那巨大深重的旧黑暗势力吃掉或“同化”掉,于是自己也就成了黑暗的一部分,吕纬甫、魏连殳……等形象是有深刻典型意义的。就是“前进”的,究竟能“进”到哪里,鲁迅也颇有怀疑。死者已矣,生者何如?曙光在何处?路在哪里?“新的战友大哪里?”鲁迅看到一代又一代作为所谓先锋的革命知识分子这种末路和命运,有着巨大的愤慨和悲伤。
鲁迅是不朽的,只有他,自觉地意识和预见到这个有重大历史深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和性格问题,并指出他们有一个继续战斗和自我启蒙的双重任务,它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
——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鲁迅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多写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其艺术格调是忧愤深广。病态和不幸是社会的形相,忧愤是作者博大的心,这种心与形自然融洽,达到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它所提供的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等艺术典型,都具有高度的社会概括能力和精神文化透视能力,再三揣摩和咀嚼,我们便觉得是在披阅一部感慨多端而又特色鲜明的人生历史。它所提供的生活细节是经过高度的挑选和冼炼的,笔墨凝练,暗示性很强。孔乙己那件脏破不堪的上衫,记录了在封建教育的毒害下一个命运偃蹇的旧文人的末世命运;《风波》中赵七爷的那件轻易不穿的竹布长衫,透露了在偏僻的宗法制农村中一个以遗老自居的劣绅的阴险毒辣的心肠。《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手中的黄漆棍子(即阿Q所谓“哭丧棒”)是人物捋扯西洋皮毛,用以威吓民众的标志;《祝福》中祥林嫂拄着的那根下端开裂的竹竿是人物历尽苦楚,沦为乞丐的印证。总之,鲁迅小说的一人一事,每个人的一颦一笑,每个事物的一形一态,往往包含着或暗示着人生的甘苦、世态的炎凉、精神的昏醒和历史的浮沉,经得起反复的吟咏,反复的咀嚼。
——杨义《鲁迅小说会心录》(1989年)
《呐喊》《彷徨》的主要艺术特征……
1.《呐喊》《彷徨》的人物塑造在对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现实状况的描绘中,自然地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