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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2年12月12日那一天，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文明正在继续向前推进。在一些科技、生产发达的国家，电脑已经开始走向普及；在我们祖国，许多现代化的重点工程已进入紧张的全面施工阶段；北京城也在分秒不停地跑步前进，二环路上的立体交叉桥已经全部竣工，一座座新的建筑像春笋般拔地而起……但是，潘秀娅，这北京城里最平凡的一个社会成员，却以仍不能进行哲理性思考的灵魂，迈进了她人生中的一个新的阶段。
经过1966年到1976年的思想禁锢，1978年才有人公开呼吁在社会生活中给爱情以位置，但1979年便有人对爱情提出了很高的哲理性标准：“爱，是不能忘记的。”1980年，报刊上、银幕上出现了一股爱情热，以至于人们不是担心爱情找不到它的位置，而是抱怨爱情过多地占有了位置；1981年以后，更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关于爱情的见解和表现，一些勇敢者甚而开始研讨起婚外爱情和爱情的“合理可变性”这类问题来；不少时髦青年在这愈演愈烈的时代潮流中，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着自己信服的理论，并大胆地付诸实践……
但这一切对于潘秀娅这类的青年市民来说，却影响甚微。无论作家们的精心结撰还是评论家们的揄扬贬斥，潘秀娅都全然不知，因为她除了电影杂志，不看别类杂志，而看电影杂志时又主要是看图片；照相馆订的有报纸，她也看，但主要是看电影广告和漫画。
对于她来说，自从过了22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浅意识”就支配着她积极地行动起来。对于她来说，这件事的意义很简单：她要在够得着的范围内，找一个尽可能好一点的对象。她缺少想像力，更谈不到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情绪，她绝不具备那种看了《水晶鞋和玫瑰花》这部英国影片，就在入睡时把自己幻化为“灰姑娘”的气质。她是非常实际的。22岁到23岁这两年里，她觉得自己应当向知识分子这个领域冲击。尽管就知识分子这方面来说，那时候还呼吁着给他们“落实政策”，但潘秀娅这样的姑娘不但早在心目中给他们落实了政策，而且一直企盼着能成为他们圈子中的一员。她曾在照相馆的那位专攻“开眼术”的小伙子身上下过工夫，勇敢到在他卧病在床时，提着水果去他家探望；但她不光从那小伙子的态度上看出来，更从小伙子父母的眼神里看出来，她那个打算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她及时地知难而退。她明白了她的两个姐姐为什么到头来都嫁给了工人。进了24岁范畴以后，她频繁地通过介绍人同国营工厂的小伙子见面，有见过一面、两面、三面……至五、六面的，她看上别人而别人看不上她的不多，大半是别人愿意同她搞下去而她及时地刹了车——那几个小伙子不是个子太矮，便是家里负担太重；要么就是刚进公园便想动手动脚，让她讨厌……接近25岁时，她才把选择范围降至与她平齐的行业中。她大嫂是百货公司开“蹦蹦车”①的驾驶员，经常往商场运送化妆品一类的小百货，因此熟悉了商场卖香皂牙膏的售货员们，薛纪跃便是其中之一。他总是自觉地帮着卸货，显得格外憨厚、质朴。潘秀娅的大嫂再细一打听，这小伙子父母都是正派人，都拿着退休金，一个哥哥早独立了，家里没有别的杂人，又有房子可供他结婚，家庭条件可算相当不错；小伙子比潘秀娅大七个月，身高一米七五，脸庞长得相当水灵，跟生人说话时还有点爱脸红，显见脾气也不错——于是乎她便给小姑子牵上了线。潘秀娅在同薛纪跃逛了三次公园、到薛家去过两次以后，就明确地表了态：她乐意。
爱情！潘秀娅甚至没用这个词汇进行过思维，在她的思维中只有“对象”这个概念；“我爱你”这个简单的句子，在她同薛纪跃搞对象的过程中，双方也都没有使用过，他们只说过：“我乐意。”
她要结婚。她要成家。成家过日子。她的对象既要“拿得出去”，又不至于在外头瞎胡闹、在家里跟她犯别扭。这样的对象她找着了。就像四喇叭的录音机她置备了一样，虽然牌子软点，但毕竟属于四喇叭一档的。
今天她正式结婚了。什么“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爱情的花儿将结出爱情的果实”、“生活的航船啊，从今你有了两个并肩的舵手”……这一类的哲理思考和诗意情绪，潘秀娅一点也没有。
可是坐在小轿车里，她心里还是高兴的。詹丽颖的某些不恰当的话语固然令她不快，但那浮上来的不快，很容易被迎面而来的喜庆之风吹走。这不是已经开进胡同了吗？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及时地响了起来。七姑小声地叨唠着：“怎么就挑着一挂炮？该在大门两边一边一挂才对头哟！”潘秀娅既感激七姑对她的维护，也满意婆家的安排。放了鞭炮就好。“牌子软点，可总是四喇叭的呀！”
巳 （上午9时～11时）北京人这样结婚（1）
新娘子到了，亲友们也差不多到齐了，于是新房中的那张折叠桌便被抬至了中央，并且张开了翅膀（从方变圆），准备着承载第一次光荣的负荷。
当然，光是新房这样一个空间，一张圆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薛永全老两口的住房，自然也辟为了接待室，并且把那张陈旧的八仙桌，也同时抬到了房间中央。
这并不意味着，薛家这次的婚宴仅仅是两桌的水平——因为这只是第一轮，所请的，大都是至亲好友，或不可缺少的人物；下午两三点至六七点，还将有更多的亲友来贺，其中除执意不吃者外，两边大约总得再各摆两桌，算上当中入席、加菜的人数和盘数，总计要达八桌左右。
参加第一轮婚宴的宾客，在新娘子到来前后已陆续光临。他们当中有：新娘子的“送亲姑妈”七姑；薛纪跃已故大爷的大儿子薛纪奎（即薛纪徽和薛纪跃的亲堂兄）；薛纪跃的大姑妈，大姑妈的二闺女和女婿（即薛纪跃的表姐和表姐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薛纪跃二姑妈的大儿子（即薛纪跃的表哥，二姑一家现在只有他在北京工作）；薛纪跃他们售货组的组长佟师傅（一位四十多岁的瘦弱男子，薛永全认为他对促成这门亲事发挥了作用，特意请来参加吃头轮婚宴）；介绍人吴淑英（潘秀娅的大嫂，她这天并不休息，上午送完货，把“小蹦蹦”暂停在薛家院门口，中午吃完婚宴，下午她还要继续上班）；薛大娘原单位的王经理（一位五十多岁的胖汉子，因薛大娘娘家无人，特请他来代表薛大娘方面的亲友捧场助兴）；薛永全当年的结拜兄弟殷大爷（他比薛永全大五岁，但看上去还相当硬朗），他还带来个十来岁的孙子；当然，还有头一个莅临婚宴现场的那位卢宝桑。
薛大娘只觉得眼睛、耳朵、嘴巴、腿脚都不够使唤。招呼着这个，又迎接着那个；心里纳闷着大儿子薛纪徽为何还不到来，嘴里却大声呼唤着不肯来就席的对门“詹姨”；刚对王经理的到场满脸堆笑，一瞥之中见到了卢宝桑又禁不住笑纹顿消……她真想清点一下究竟到了多少宾客，却怎么也算不准数儿，心里头真是又甜又涩、又喜又急。张罗中劈面遇到了孟昭英，遂发泄地说：“你看看，你看看，就耍我一个人哩，你们倒挺自在——都一边待着看热闹！”孟昭英知道她这话三分埋怨的老伴，七分埋怨的媳妇，其实全是冤枉。公公何尝不在那里竭诚待客，自己更是手脚不停地忙碌，但在这么个场合也不好同她争辩，便淡然一笑，继续去尽自己为嫂的义务。
七姑以一双锐利的眼睛，衡量着眼前的一切。来宾中有富态的领导干部（王经理），有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薛纪跃的表姐夫），有相貌温厚的老实人（薛纪跃的堂兄），这她比较满意，但那“愣头青”①（卢宝桑）是怎么回事儿？那糟老头（殷大爷）又是哪门子亲戚……她心中不免为侄女抱屈——头轮喜酒，怎么就来了这号人物？新房中摆桌子时，她执意要“全桌全椅”，就是不能让桌子一边挨着床铺、以床当座儿，结果孟昭英不得不再临时去向邻居们借凳子。关于是铺着桌布摆席好，还是撤下桌布摆席好，她本来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