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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忠福的团队坐下后，拍卖的第一次叫价立即开始了。楼忠福让王明和坐在前一排举牌应拍，他自己则坐在紧挨着的后一排督战。他在王明和耳边叮嘱说：“大胆举牌，1。8亿前是你的事，1。8亿后是我的事。”
拍价从1．08亿元叫起，很快就到1．5亿元。此后，参拍的四家企业中有两家企业相继退出，拍卖场上只剩下浙联房地产公司和广厦。
拍卖师把价格叫到1。94亿元的时候，整个拍卖场的气氛都紧张起来了。王明和的心跳在加速，也在犹豫。楼忠福的两个儿子和另一位助手马强，此时也都反对继续举牌了。但楼忠福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懂什么，拿下算数。”
“2。08亿一次！2。08亿两次！2。08亿三次！”拍卖师的叫喊没有回应。
“啪！”拍卖师手起槌落，一锤定音。广厦把牌举到最后，以2。08亿拿下了华侨饭店。这个价格比拍卖的底价高出了整整1亿元。
这次拍卖是2000年之前中国国内最大标的的国有资产拍卖案。拍卖结束后，消息立刻轰动浙江。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楼忠福是傻瓜，是花钱买名气的作秀。然而楼忠福拿下华侨饭店后不久，杭州市政府就在2000年底宣布了为期5年、耗资数百亿元的“还湖于民”的西湖综合整治工程。华侨饭店的潜在价值立即浮出了水面，此时人们才开始感叹楼忠福的远见和胆魄。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2节 “坐吃”杭州建工
2001年，广厦的资本运作能力和兼并国企的经验都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而此时，除了那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之外，中国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都成了“煮熟了的鸭子”——靠自己飞是飞不起来的。如果等不来民营资本的“兼并筷子”，最后的命运就只能像“阳光下的冰棍”一样慢慢地融化了。
只要是国有企业，不管是在前苏联还是匈牙利，也不管是在中国的东北、西北，还是在最具改革勇气和商业精神的浙江，它都逃不过普世的“国企病”——包袱沉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作为杭州市最大的国有建筑企业集团，杭州建工集团也不例外。
杭州建工集团公司成立于1950年，名称也几经变更。按辈分算，这家杭州市属的老国企如果算不上“共和国的长子”，也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共和国的长女”了。杭州建工集团跟重庆一建一样，都有不少光荣历史，曾经建造了杭州西子国宾馆、上海锦江饭店等计划经济年代的标志性建筑，而且还曾经得过两个鲁班奖。
不过这个“共和国的长女”虽然有浙江人的改革风气浸润，但“健康状况”并不见得良好。2001年之前，它的产值长期都在5亿到6亿元之间徘徊，过去“企业办社会”所留下的历史包袱让它不堪重负。相比之下，2000年前后很多迅猛后起的浙江民营建筑企业的产值都超过10亿元了，广厦的建筑业产值在2000年时也达到了33。8亿元。在浙江这样一个到处都是“鲶鱼”的水域，这条老迈的“沙丁鱼”如果不及时改革，恐怕就很难再有好的前途了。
形格势禁，引入民营资本的改革是大势所趋。杭州市政府、杭州建工集团内部对此也很明白，所以当广厦在2000年中把“绣球”抛出后，三方很快就拿出诚意商讨具体的改革方案。由于大家都在杭州，对各自的情况也都比较熟悉，所以整个操作过程并不急。经过近一年的谈判和筹措，剥离包袱、清产核资、资产重组的工作终于完成。
2001年10月16日，新组建的“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注册资金1。6亿元。广厦出资8809万元控制新公司55。1％的股份，杭州市投资控股公司占27。5％股份，集团公司职工持股会占17。4％。
在这次兼并活动过程中，广厦方面主要还是投资部经理王明和在负责，完成兼并之后，楼忠福顺理成章地派他出任杭州建工集团的董事长。不过，楼忠福这个决定还是让部分广厦内部的人感觉意外——在那些还没有打破地域观念的广厦人看来，王明和虽然在广厦有建树，但他至少不是东阳人，也不是浙江人，而且进入广厦的时间前后也才8年。但楼忠福早已经超越了这种传统观念，尽管他感觉到这种看法的存在，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王明和的重用。
由于广厦在广厦重庆一建的改制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所以王明和进入杭州建工集团后，自然也显得轻车熟路。他几乎也是单枪匹马进入杭州建工集团的，除了带来一个财务总监外，其余的人都是公司原来的人马。他也相信浙江国企职工的意识观念跟得上时代，相信在杭州建工集团不会出现重庆一建那种交锋。不过，事情并不完全像他预料的那么畅顺。
从总体上看，浙江人的改革开放意识和观念是领先全国的，但是习惯了捧铁饭碗吃饭后，一旦换了个瓷饭碗始终还是有些不适应的。
王明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科班管理人员，他与从基层干部出身的郭向东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他话语不多，不轻易表露激情，更不习惯高调的政治性说教和口号，完全是一副在商言商的职业经理人作风。不知是因为戴着眼镜的王明和长着一副并无“杀气”的书生模样，还是因为杭州建工集团的职工看不上他这个东北人，部分不安分的人以为有机可乘了。
集团下属的一家设备公司在改制之后，职工们仍然保持着一副懒洋洋的老样子，以为得过且过的日子可以继续混，公司亏了反正主要是亏了广厦的。个别不安分的职工则想浑水摸鱼，把公司的设备拿出去卖了，或者拿去出租，坏了之后则拿回公司维修。
但是真实的王明和并不像他的外表那样文弱。当他知道设备公司在2001年的年终结算中出现了100万的亏损后，便让集团的党委、工会和人力资源部门出面宣布公司关门，并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资产进行核查。过去捧惯铁饭碗、吃惯大锅饭的职工们自然闹了起来，集团管理班子也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因为大家毕竟是一起从老集团过来的。
王明和也理解这层关系，所以亲自出马处理。面对一群激动的面孔，他并不多讲大道理，只讲了三条：一是愿意留下来的都可以留下来，但岗位必须调整，思想必须转变，而且有三次机会调整岗位；二是不愿意留下的可以选择离开，集团按照改制时定下的最优惠政策给予补偿；三是对以上两种处理办法都不接受的话，可以公事公办，到劳动局仲裁。
对于把公司设备拿去变卖和私自出租的情况，在调查清楚之后，王明和则坚持当事人必须走人，案件可以不报公安局，也不记入档案。
这样的处理是无懈可击的，即使要闹也找不到理由。经过这番最初的磨合，广厦的管理理念也就逐步在杭州建工集团扎根，集团的经营也很快走上轨道。两年之后的2003年，杭州建工集团的产值也由过去的5亿到6亿元，一下子跃升到20亿元，利润由2000年的600万元增加到3600万元。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3节 二进京：大棋局摆进皇城根儿
作为城市，北京不过是中国众多城市中的一个，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曾经是皇帝宫廷所在地的城市又绝不仅仅是众多城市中的一个。而事实也是如此，它和中国其他城市的关系，不是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城市的关系，也不是东京与日本其他城市的关系。
楼忠福在1998年决定把广厦的建筑主业做大，在全国构建大地基的时候，就考虑在北京兼并大型国有建筑企业，以拓展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建筑市场。不过这个悠久的帝都虽然从来都是中国风云际会的中心，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大潮中，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在“国退民进”的改革浪潮中，北京也依然像改革开放中过往的每一波改革一样，步履蹒跚地跟在全国的最后。国企主管部门对国企产权改革的事情也迟迟放不下架子，也放不开手脚。
在这种大背景下，广厦“以资本换身份，以身份拓市场”的战略构想在北京也迟迟难有真正的进展。
不过，楼忠福在无法改变世界的时候，总是能改变自己以适应世界。在一时敲不开北京建筑市场厚厚的大红门的情况下，楼忠福找了一个小小的“偏门”——1999年10月广厦以350万元购入了北京中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