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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奇和布林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了与传统理念的不同。例如他们拒绝在谷歌的网站上放置广告栏，他们也没有跟风在网页上放置生动活泼的Flash动画，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引起众多希望以最快速度获得搜索结果的用户们的不满。
谷歌服务的成功还来源于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它没有任何装饰。与其朴实无华的界面相对的是，其竞争者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浮华的风格，在网站页面上堆砌起无数华丽的交互式动画。佩奇和布林所坚持的理由是：选择其搜索引擎的用户不仅仅是因为认可搜索结果的质量，同时也喜欢其朴实无华的界面——这一点与其他网站的复杂和花哨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华丽之风仍在继续，众多网站并未意识到这个教训。
在信任和使用雅虎、AltaVista及美国在线多年之后，我们和许多人一样将自己计算机的浏览器首页从这些网站改为了谷歌。笔者本人是2001年作出这项选择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欣赏谷歌朴实的界面。凭借其极其简洁，仅仅专门用于搜索的界面，谷歌促使雅虎开始了界面的简洁化：不再有广告栏，首页也不再堆得像一个储藏室。
按照上述分析，要超越其他传统观念，还需要不少超脱的精神——或者说是勇敢无畏的态度。那些愿意接受盖茨、乔布斯、戴森等人那种固执己见的人，往往会很容易引起投资商的反感。约翰·杜尔和迈克尔·莫瑞茨这两位风险投资商从1999年6月就开始向谷歌注入资金，但他们也曾因为对固执己见的佩奇和布林深信不疑而感到懊恼。
谷歌两位创始人与众不同的特质中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塞吉·布林是犹太教信徒，他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1970年受反犹太主义影响离开前苏联。拉里·佩奇的母亲也是犹太人，尽管后者并不认为宗教信仰比家务更重要。
性格的独特来源于信任，一种文化也能形成一种世界观。也许，在犹太民族的精神中本来就存在某种挑战智慧极限的嗜好，他们喜爱深入探讨、喜爱提问、喜爱辩论、喜爱交流各自的观点、喜爱捍卫自己原则，等等。这种对辩论的爱好经常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当这种思辨上升到某个层次的时候，它往往会激发出石破天惊般的灵感。1983年，当来自百事可乐公司、略显拘谨的约翰·斯卡利被苹果公司录用时，他曾惊讶于在这个年轻的公司内部，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们居然能在一起连续几个小时的放肆争论。令斯卡利印象深刻的是，在这种看似乱成一团，人人面红耳赤的辩论中，往往能诞生出绝妙的创意和构想。
佩奇和布林都喜好辩论，愿意接受挑战和解决问题。他们喜欢与充满创造精神和灵感的人共事。因此谷歌吸引了众多高水平的工程师。相对于其他公司，谷歌的创始人更愿意鼓励对新创意的研究，支持就某个问题或技术观点进行辩论和交流。谷歌由此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智力开发中心。
犹太文化底蕴可能是造就谷歌特质的另一个因素。佩奇和布林都喜欢做好事，他们相信能改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种观念并不是他们的原创，在我接触过的许多企业领导者身上都存在这种精神。对于谷歌来说，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了一个格言：Don’tbeevil（不作恶）。
9。不作恶（1）
两位创始人的目标十分明确，他们公开宣布，希望将谷歌打造成一家能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公司。
2004年春天，在谷歌上市前夕，它的创始人给所有投资者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就指出：不作恶。
拉里·佩奇这样写道：“通过这句格言，我们希望能准确地表达出，最可贵的力量在于——永远只做正确的、符合道德观念的事情”，他更进一步的指出，“不作恶”会比“做好事”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们认真考虑了很长时间，最终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公司能为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即使会损失一些短期的利润，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仍将会获得丰厚的收益——作为股东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我们的员工也赞同这个观点”。
为了实践这种观念，谷歌发起成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谷歌基金会每年获得公司利润1％的资金，并且表达了同样的雄心壮志：“我们希望基金会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以其创新精神和能够应对世界性问题的丰富资源，在世界上的影响超过谷歌公司本身”。
两位创始人的目标十分明确，他们公开宣布，希望将谷歌打造成一家能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公司。的确，历史上以此为信条的商业机构非常罕见，也没有任何一家大型企业敢于提出类似的口号，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经常性地成为媒体讽刺或批评的对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获取金钱是企业家的原动力，在美国更是如此，这显然是非常狭隘的。的确，大部分信息产业的巨头都以追逐利润为目标，或许他们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受环境的影响逐渐形成这种观点的。但是有时候，还有其他某种因素会影响到一个企业的文化，例如将一项发明物质化的愿望，或者希望对社会事件施加影响的权力欲望。
Paypal的创始人之一麦克斯·拉夫琴以他的亲身经历阐述了获取金钱并非企业的唯一目的。他解释说，吸引他投入到极度紧张的研发工作中的——往往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是因为他从这项工作中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
10。不作恶（2）
在谷歌创始人的眼中，赢利似乎一直都是第二位的，甚至那些曾经帮助过谷歌的风险投资者都很难使他们认识到重视赢利的必要性。虽然随着企业的发展，他们开始逐渐关注利润问题，但“做好每一件事”仍然是谷歌的正式口号。
对于佩奇和布林，这种信念由于两人的自信而成倍增长。这使得他们可以将那些引起广泛争议的议题付诸于实施，而不用过多地担心外界的反应。最好的例子就是其世界文学遗产数字化计划，这项计划在法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引发了强烈的抗议。
谷歌创始人对于一些设想的出发点其实并没有问题，而且他们的确是怀着某种无私的良好愿望，除了创立谷歌基金会之外，佩奇和布林的许多个人投资项目都表现出了这种愿望。作为公众慈善家，他们明确地表示愿意支持各种资助计划，无论资助的对象是某个程序员还是某个独立电影制片人。
这种源于内心良好愿望的自信使他们开始实施一项无可比拟的信息数据库建设计划：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数据储存系统。对此，他们也表示是出于良好愿望。
从2002年3月开始担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让·诺埃尔·詹尼内，对谷歌的世界文学遗产数字化计划持反对意见，他表示：“‘我们会在挣钱的同时造福人类！’，谷歌创始人的这种观点值得质疑。对于这种美国人身上常有的‘天真纯朴’，我们应该谨慎对待”。
谷歌的表现不得不令我们回想起索尼的例子。井深大在1946年创立索尼公司时，也怀有同样伟大的无私愿望。当时他曾表示希望推动“文化层次的提升”，“他考虑问题的原则是，公司的产品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和文化”，20世纪90年代末任索尼公司总裁的出井伸之曾这样评价创始人井深大。与佩奇和布林一样，井深大的目光远远超越了企业的赢利活动，而更希望将索尼置于日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中。1997年12月井深大去世后，时任索尼公司总裁的贺典雄曾说：“即使是在索尼公司赢利非常少的时候，井深大仍然坚持拨款给索尼基金会，以支持在中小学中推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此外，其支持的领域同样也涵盖对幼儿的教育”。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井深大似乎意识到自己可能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他在这段时间的思考显示出了某种怀疑：科技对于现代社会的真实贡献到底是什么？“高科技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有一种无法预见、模糊而抽象的世界性精神，那就是人类的创造性”，井深大解释说：“人类被物质观所包围，以至于内心被冰冻起来”。
假如这位索尼创始人2006年仍健在，他可能会惊诧于一位名叫霍华德·斯丁格的美国“清道夫”所进行的工作。霍华德·斯丁格2005年受聘于索尼公司，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