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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写短篇小说的经验之谈，同样也适用于《野草》的创作。鲁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自由心裁，独立创造的精神，才使《野草》发射出特异的艺术光彩。
鲁迅在《野草》的创作中，取法于波特莱尔，但又没有停留于波特莱尔。在艺术上，他进行了广泛的吸收。屠格涅夫散文诗启蒙主义的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望·霭覃《小约翰》亲切优美的象征主义的笔致，爱罗先珂童话饱含稚气和童心的抒情诗格调以及充满哲理的气息，裴多菲诗歌中反抗虚无思想坚韧前进的乐观精神，尼采文章在冷峻中洋溢箴言和警语的风格特色……，等等，这些，都对鲁迅《野草》的创作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影响尤为明显。
在20年代初期，中国新文学所介绍的写散文诗最有成就和影响的外国作家中，除了波特莱尔之外，首先要算到屠格涅夫了。
屠格涅夫是俄国19世纪中叶的著名作家。他除了几部驰名世界的长篇小说创作以外，在晚年曾写了五十余首脍炙人口的散文诗。这些散文诗，是作者多年对人生和自然、历史和现实、生和死、自由和必然等问题观察和思索的结晶。和波特莱尔的散文诗不同，屠格涅夫的这些作品尽管有些也表现了凄凉的情调和宿命论的色彩，但是更多的篇章却用现实主义的笔调和画面，写出了他对黑暗专制社会的憎恨，对不幸的弱者的同情，对美好生活理想的渴慕。有些篇章中，作者肯定人生意志的热情和表述自己坚韧前进的信心，是颇为感人的。
鲁迅在写作《野草》之前，早已经熟知屠格涅夫的创作。他始终把俄国文学看做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认为，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俄国文学的主流，贯穿着一个“为人生”的思想：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鲁迅译文集第8卷·〈竖琴〉前记》。
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鲁迅对屠格涅夫和他的作品，是早已经有所了解和接触的；在鲁迅的眼里，屠格涅夫同样是属于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为人生”的作家之列的；文学研究会之介绍这些作家，鲁迅也是熟知而且亲自参与的。鲁迅的接近屠格涅夫，较之波特莱尔，有着更多的思想和艺术观点的联系。
鲁迅并没有直接译介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但是，在他经常涉阅或为之撰稿的《晨报》、《小说月报》等杂志上，却刊登过不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和有关介绍论文。以《野草》创作以前为例。1920年6月12日起，《晨报》（第七版）连载沈颖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1921年7月出版的《小说月报》，刊载有鲁迅译的《工人绥惠略夫》，在同一期刊物上，载有屠格涅夫的两首散文诗《叫化子》、《工人和白手的人》。1922年5月出版的《小说月报》，译载了屠格涅夫歌颂一个俄国女革命家的散文诗《门槛》。1925年1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刊有鲁迅译的《西班牙剧坛的将星》的论文，同一期上就载有郑振铎翻译的屠格涅夫著名的散文诗《麻雀》。在《野草》写作过程中，连载《野草》的杂志《语丝》第26期上，刊登了韦素园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玫瑰》，同一期刊物上发表有鲁迅的小说《高老夫子》。这些，还是只就当时中译的作品说明鲁迅接触阅读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可能。至于鲁迅通过其他途径了解涉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应该是无须证明的事实。
艺术创作的实践，是考察作家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最好的证明。我们稍读一下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就不难看出《野草》创作中广泛摄取异域营养的痕迹。
在《野草》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与屠格涅夫同样具有“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他们都歌颂革命先觉者的奋斗和献身精神，而愤激于群众的麻木和落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写一个站在高高的大厦门槛外面的俄罗斯女郎，她想毅然跨进这浓雾吹着雪风的寒冷的处所。一个缓慢而重浊的声音寻问她，告诉她，里面等待她的东西是“寒冷，饥饿，憎恨，嘲笑，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她知道这些，准备“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以至于牺牲。她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怜悯，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女郎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留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副厚帘子立刻放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这一声回答。
这是一篇革命者的颂歌。这位俄罗斯女郎，不畏困苦和牺牲，不计名誉和地位，毅然跨进这代表黑暗制度的“大厦”的“门槛”，宁肯被戴上“犯罪”的恶谥，甚至牺牲生命，也要战斗到底。屠格涅夫面对黑暗专制社会，歌颂了革命者一往无前的叛逆精神。这种精神在“五四”时期是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反封建精神相一致的。因而这篇散文诗在1922年5月便由郑振铎再次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鲁迅《野草》中以抒情的笔调赞美了倔强的反抗精神。在鲁迅的笔下，对那在寒冷的秋夜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的赞美，对那在“四面都是敌意”、被钉在十字架上濒临死亡而毫无惧色的耶稣的描绘，对那不顾饥渴和疲倦，不要布施和慰安，明知前面是充满荆棘的坟墓，仍然“困顿倔强”前进的“过客”的歌颂，对那不怕成为“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永远举起投枪的战士的颂扬……，这些都是鲁迅彻底的反封建精神的艺术结晶。这些形象所体现的精神，同屠格涅夫《门槛》中战士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在鲁迅的笔下这些战斗者的形象中，有着“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屠格涅夫笔下倔强无畏的革命者精神的影子。
屠格涅夫另外一首著名的散文诗《工人与白手的人》，是为20年代中国新文学运动所熟悉的一篇作品。这篇散文诗采用工人和白手的革命者对话形式写的。一个为工人们努力谋求幸福，争取自由的革命者，因为造反而被带上手铐，关了六年监狱。工人们因为他的“白手”与自己的不同，又有一种镣铐造成的铁锈的脏味，便认为他不是自己一伙的，赶他走开，甚至说：“关得好！那么你还敢造反！”两年以后，那个白手的革命者被判了绞刑。行刑的那一天，工人们对他没有一点敬意和同情，对绞杀他的反动势力也没有一点不满和仇恨。反而商量着去把那绞绳弄一节回来，因为听“人家说，那东西会给家里带来最好的运气”。对群众精神麻木状况这种愤激的思想，屠格涅夫在另一篇散文诗《愚人的裁判》里表现得更为直接。一个人为大众勤苦、热心、真诚地工作过，得到的却是那些“真诚的心”和“真诚的青年”对他的厌恶和叫骂，把他视为仇敌。可是那个人继续在工作，不要替自己的辩护，就连个公正的裁判也不要。诗篇以一段寓意明显的故事结尾：一个过路人给耕地的穷人带来了可以代替面包的食粮——马铃薯，这是穷人的生命的食粮。可是这些人把他送来的宝贵礼物丢在泥土里，还用脚来践踏。现在他们吃着它，却连把他们从饥饿中救出来的恩人的姓名也不知道。这两篇散文诗表达的同一个思想，在鲁迅的《野草》中都可以找到影响的痕迹。鲁迅在《复仇（其二）》、《颓败线的颤动》中，通过耶稣受难的故事和一个老妇人被子女遗弃的遭遇，表达了与屠格涅夫类似的思想：为群众谋幸福的人，不但不被群众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