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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鲁迅小说中的理想主义远不止此。纵观《呐喊》和《彷徨》，可以清楚看出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这也是鲁迅前期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重要部分和形象写照。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声春雷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品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虽然表面上是“仁义道德”，实际上概括成两个字就是“吃人”。应该说，整篇作品让人感到十分窒息：到处是黑暗，到处是压迫；四周布满了狡猾、怯弱、凶残的眼光；人们鬼鬼祟祟，相互咬吃。这是怎样阴冷的世界、可悲的生活啊！鲁迅写这些；虽然是通过一个发狂了的人的眼光，从他的病态心理来观察、分析世界，却从最真实的意义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然而，鲁迅对前途仍抱有坚定的信心，他借狂人之口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应该说，鲁迅写出这句话时对“将来”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他对过去“吃人”的弊害看得十分清楚，而对前途的预卜——容不得吃人的人的“将来”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这个社会怎样才能到来——却不能十分具体，但他毕竟相信“将来”不再会有压迫人——“吃人”的社会制度。至少是把这作为一种理想，并以之为武器去劝说（也是一种斗争方式）那些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吃人”的人，希望他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
从当时鲁迅的思想看，他对“将来”的确信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的。进化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和进化，鲁迅所谓“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鲁迅全集》第1卷，第434页。，就是这一思想的演绎。他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过老人，也是根据进化论得出的结论。尽管进化论有它本身的局限和弱点，特别是用它来分析、解释社会现象是不科学的，但是它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毕竟引导鲁迅编织出自己对将来的遐想，并且为之而奋斗不懈。鲁迅的思想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从此，他对将来社会的认识和信念就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明确认识到那将是无阶级的社会，一切压迫剥削人的现象都将变为陈迹。他的政治理想已经完全科学化了。但是我们仍应肯定，鲁迅在“五四”时期对于“将来”的信念和向往，是他整个思想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在当时也确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基于对消灭了人吃人的剥削制度的社会的向往，鲁迅对人和人之间的全新关系也有自己的构想，这就是人人都是兄弟，彼此平等，相互友爱。人们不但消泯了尔虞我诈，并且拆除了彼此之间可悲的“障壁”。在小说《故乡》里，他对这一理想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作品中的“我”和闰土，由于现实社会所决定，幼时天真纯朴的关系已不复存在。特别是闰土的一声“老爷”，不但使作品中的“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就是读者听来也真有揪心之感。但鲁迅对将来人们之间的关系却怀着理想，把希望寄托在水生和宏儿这一辈人身上：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
对于这种理想，鲁迅也曾一时犹疑，觉得它不过是“手制的偶像”，实在是比较“茫远”。这种矛盾的心理，正是当时黑暗现实在他思想和心灵上投下的阴影。作为理想主义者，鲁迅毕竟有力量克服犹疑，更坚定地相信未来。试看作品的结尾：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这里，鲁迅用诗的语言写出了他对未来的信心和向往。这简直是悦耳的乐曲，凡是读过鲁迅小说的人，都会感到它萦绕在耳，久久不会消失。尽管在这里，也同他对不容人吃人的社会的理想一样，让人感到不那么具体，不那么踏实，然而确能给人以希望和鼓舞。事实上，理想主义者对前途的遐想，决不可能像缜密的行动计划，也不可能像气象预测，它是一种信念，一种追求，甚至是一种幻想，目的是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列宁就曾激烈地批评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运动中”，“太少”鼓舞人们前进的“幻想”，说这种幻想虽然“可能赶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变的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但它能“加强劳动者的毅力”；如果没有它，就不可能“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列宁选集》第1卷，第379页。。
在鲁迅的小说中，《呐喊》和《彷徨》相比，其理想主义色彩显然更为浓烈。这和它们创作的时间不同，作者的思想情绪不同是分不开的。《呐喊》是写于五四新文学革命的高潮中，“五四”式的狂飙突进精神极大地鼓起了鲁迅的风帆；《彷徨》则写于五四运动的退潮期，严酷的现实不可能不挫伤鲁迅理想主义的翅膀。鲁迅自己也确认《彷徨》较之《呐喊》虽然“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鲁迅全集》第6卷，第190页。，总的情调不如《呐喊》那样慷慨激越。但是，我们看到在《彷徨》中仍不乏理想主义的光照。
《彷徨》中的《长明灯》和《呐喊》中的《狂人日记》是同类型的作品。它们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前者是以第三人称客观地描绘一个发了疯要吹灭长明灯的疯子形象，后者则是以第一人称的日记体，用粗犷而又细腻的笔触揭示狂人的复杂心理，也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个狂人形象。然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叛以及对未来世界的向往。《长明灯》的情调甚至比《狂人日记》更令人窒息。要吹灭长明灯的疯子不但对长明灯没有损坏一根毫毛，反而被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把自己关闭起来了。他只能手扳着木栅，撕扯着木皮，两只眼睛闪闪发亮地发出“我放火”的喊声。在庙前玩耍的孩子听见他的喊叫也吓跑了。但是，作品写这些孩子“跑出庙外就立定，牵着手，慢慢地向自己的家走去”，并且还合唱着他们“随口编派的歌”——
白篷船，对岸歇一歇。
此刻熄，自己熄。……
我放火！哈哈哈！
火火火，点心吃一些。……
这是把原来的儿歌糅进了疯子的喊叫，并且加入了孩子们自己的发挥（“此刻熄，自己熄”）。如果说《狂人日记》以一句“救救孩子”的呼吁作结尾，既高昂又细弱，恰如静夜里游鸟发出的一声鸣叫，尖如刺，又细如丝，使人振奋而又不无惆怅；那么，《长明灯》以孩子们随口编派的儿歌作结，却让人感到疯子的精神有如火种，已经传到了孩子们的心里，尽管他们还不懂“放火”的真正含义，却高高兴兴地把它们重复着，而不像四老爷、阔亭等辈听之如贯雷，视之如蛇蝎。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并不悲观，而是抱有吹灯自有后来人的希望。这不也正是理想主义的形象表现吗？
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