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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的门槛前。列宁曾高度评价过这种革命民主主义，说“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页。这就是说，这种革命民主主义是同一定的革命理想联系在一起的。退一步说，即使是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对此也不难理解。因为积极的浪漫主义，或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上升的浪漫主义”，从其实质看，“它同现实主义有着极其深刻的联系，实在说，它不过是跃升到更大的高度并且表现得磅礴有力的现实主义而已。”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第502页。如果这样来看问题，就不致对鲁迅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发生歧义或误解。
鲁迅一直是既脚踏实地，又不断地追求着理想。且不说他青年时代的“走异路，逃异地”——上南京求学，不肯走绍兴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走的两条老路 ——学做幕友或商人，是怎样对前途抱着幻想并带有一定的冒险精神；也不说他开始到日本学医是怎样做着“很美满”的“梦”——“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他“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什么是“梦”？它不正是人们通常说的“理想”吗？即以他毅然决然地弃医从文，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并且以后的确成就了伟大的事业而言，又岂能没有理想的鼓舞和希望之光的照耀？鲁迅开始文学活动的第一步——出版杂志《新生》，就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这不也正是表现了对理想的追求吗？实在说，青年时期的鲁迅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的。事实上也很难想象，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催发，他怎能踏上不平凡的征程。
鲁迅开始从事文学活动时，就怀抱着明确的目的，也就是怀有一定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文艺为工具去改变国民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文艺救国”的理想和“科学救国”理想一样都带有一定的空想色彩，因为人们思想和精神的改变不可能脱离客观世界的改造而孤立地进行。不过，就以文艺为武器改变国民精神这一目的来说，其本身却是高尚的理想主义。显然，鲁迅设想过国民精神怎样才称得上“健全”这一标准；他坚信，如果国民精神能达到这一标准，国家民族就能兴旺发达。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东京时经常和他谈论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即：“（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我所认识的鲁迅》。所谓“理想的人性”，亦即“健全”的“国民精神”，鲁迅在《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早期论文中有过比较详细的阐述。他在谈到科学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至关紧要时曾经说过，为使科学昌明；他十分反对压抑个性而主张个性的自由发展。因为在他看来，“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这也可以说是鲁迅当时追求的理想。至于怎样才算“发扬踔厉”，鲁迅进一步指出，就是敢于向旧事物斗争，所谓“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首先要有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就是“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鲁迅这样强调个性主义，核心就是由“立人”而达到“立国”。他说得很清楚：“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引文均见《文化偏至论》。也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推崇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人们就先要做到“常恬澹，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他并且说：“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均见《科学史教篇》。这就是说，科学发展不但要求、而且可以使人们具备“恬澹”、“逊让”这些“理想的人性”。这当然是慊慊君子之国的空想境界。事实上，科学作为一种生产力，它的发展是由各方面主客观条件决定的，决不仅是凭借人们的“恬澹”、“逊让”、“理想”、“圣觉”。这说明鲁迅对“理想的人性”认识不够科学的一面。但是，与此同时，鲁迅又十分强调人性中的反抗性和斗争性，即对于压迫的反抗和对于不平的斗争。他崇尚过个性主义，曾经用两句话淋漓尽致地表达过他的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说的“摩罗诗人”，冀望着“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精神界之战士”。他称颂拜伦敢“言人所不能言”，“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的反抗精神。对雪莱的“抗伪俗弊习”，“与旧俗对立，更张破坏，无稍假借”，以至易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虽受压迫“而终奋斗，不为之摇”的斗争勇气，也都备加赞扬。均见《摩罗诗力说》。这又都说明，鲁迅当时对“理想的人生”的追求是从现实出发，充分考虑了时代社会的条件和需要的。他希望中国人都具备这样“理想的人性”，认为只有如此，社会才能变革，才有进步。
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对“理想的人性”不止是停留在一般的期望和追求。“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塞者乎？”《鲁迅全集》第1卷，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下同）。这显示了鲁迅追求“理想的人性”的急切心情，表现了他对现实的愤懑和焦虑。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着对时代的责任感，一开始就以“理想的人性”为前导，督促、支持和指引着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活动。他最初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作品），就是着眼于它们的“叫喊和反抗”，想以其“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去唤醒沉睡的民众，改造他们的精神。十几年后他创作小说《呐喊》、《彷徨》，仍然是怀着这一目的和理想。他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做起小说来时，就明确地说是“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全集》第4卷，第394页。。就是说，他要用理想之光去照亮人生，改造人生，改变不健全的国民精神，使人们都具有“理想的人性”。他自己就是以“精神界之战士”自任的。他所用的武器就是文艺。他曾经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全集》第1卷，第332页。后来，他在谈到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一面高度评价他对现实的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钦佩他的“伟大”，一面却对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鲁迅全集》第6卷，第327～328页。，表示不忍卒读，也是因为觉得陀氏的小说太冷峻以至“残酷”，太缺乏理想主义，从积极方面说，未必对读者有太多益处。由此也可看出，鲁迅始终信守着一个原则，就是文艺应该用理想去激励读者，鼓舞读者。他也是一定要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去实践这一原则的。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论鲁迅小说的理想主义（2）
二
鲁迅自己在谈到《呐喊》的创作时就明确地说过，为了和当时革命的“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他有意在自己的小说中“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鲁迅全集》第4卷，第348页。。他并且具体提到《药》和《明天》，说为了使作品更积极些，“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鲁迅全集》第1卷，第8页。这都是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了。鲁迅所谓的“亮色”，其实就是理想主义的光辉。作为严格的现实主义者，毫无疑问，鲁迅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是要忠实地描绘现实，揭示现实的本质的；他不会容许自己涂改现实，粉饰现实。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