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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结尾，写了禹回京以后，管理了国家大事，在衣食上“态度也改变一点了”，终于连商人也说起好来。其变化颇似《范爱农》中所写的王金发于辛亥革命胜利后进入绍兴的情况：“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并没有忘记历史的规定性，他是严格地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处理这一题材的。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鲁迅《故事新编》散论（8）
八、《出关》与《起死》
《出关》和《起死》的主人公是老子和庄子，是通过他们的形象和言行来批判老庄思想的。30年代，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二心集·沉滓的泛起》。在这些泛起的沉滓中，就有不少奇谈怪论实质上是宣传老庄思想的。有的人搬出“柔能克刚”的说法来鼓吹以不抵抗为抵抗，有的人向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有的宣扬“老庄是上流”，有的在做“高人兼逸士梦”。还有人以“文人相轻”、“文坛悲观”等口舌来抹杀是非，否定原则；真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辩；‘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这一切说明老庄思想在现实中仍然有很大影响，鲁迅除在一些杂文中结合现实斗争予以尖锐批判外，还感到有必要“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鲁迅书信集下·850致萧军、萧红》。。于是他写了《出关》和《起死》，让老子和庄子的形象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显示出他们的学说的虚伪和矛盾。
鲁迅对老庄思想从来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对于老子，早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就以“进化如飞矢”的道理，批判了老子的“不撄人心”的倒退的哲学思想。在《说不出》一文中他说：“太上老君的《道德》五千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其实也就是一个‘说不出’，所以这三个字，也就替得五千言。”见《集外集》。《汉文学史纲要》评论老子说：“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这仍然是他写《出关》时的看法。他说：“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鲁迅书信集下·1151致徐懋庸》。所以《出关》写孔老相争中老子的失败，写时人对老子及其哲学的奚落，写老子在出关前尚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写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如何不合时宜，即在现实面前如何地“不中用”，在与现实的矛盾中显示其“大而无当”，终于老子也只好一个人走流沙了。
小说由孔老矛盾开始，把老子出关的原因直接归于孔胜老败的结果。孔子问礼于老子本有文献记载，但老子的西去函谷是为了避孔子的加害，则如鲁迅所说，乃本之于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章氏此文是反儒的，所以同情在老子方面。原文有云：“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忧惕也……于是西去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子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见《国粹学报》第二十期。这当然不一定是事实，但它有助于表现老子的软弱退让和孔子的阴险权诈的性格；而且由于对现实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孔老相争中孔胜老败是必然的。小说从此写起，就不仅批判了老子，也批判了孔子。孔子虽然采取的是进取的态度，但他是“上朝廷”的，是为“权势者设想”“出色的治国方法”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因此在小说中是一个逢蒙式的人物。相形之下，老子只是“一段呆木头”，结果他只能走流沙。作者一再使老子处于不谐调的环境中，让他显出狼狈相。一向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竟然“免不掉”要当众“讲学”了，而听众又是账房、书记、探子、巡警一类喜剧性人物；有的“显出苦脸”，有的“手足失措”，“七倒八歪斜”地打起呵欠和瞌睡来。接着还“免不掉”要“编讲义”，否则是走不了的；所谓“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在实际生活面前显得多么狼狈！而出关以后，那些人还要就他的著作和行径议论一番。在这些专谈生意经或恋爱故事的喜剧性人物的极其庸俗和轻薄的议论中，一方面充分地显示了老子学说的“不中用”的实质，一方面也揭示了老子的真相。所以鲁迅说：“我同意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关尹喜正做着现任官，他只对《税收精义》有兴趣，当然是不会欢迎老子那一套的；但真的就没有人要看老子的书了吗？那个账房就尖锐地说出了问题的实质：“总有人看的，交卸了的关官和还没有做关官的隐士，不是多得很吗？”可见老子的无为哲学也是“敲门砖”，是为那些在野的人准备登朝的哲学；交卸了的官僚想东山再起，未登仕途的隐士心怀魏阙，就都会在老子哲学中找到精神的支柱。本来“无为”的目的就在“无不为”，即以“无为”来达到阻碍历史前进的目的，这就是老子哲学的实质。当人们在小说的结尾看到关尹喜把老子的《道德经》和“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一起放在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时，自然会对老子的无为哲学及其现代崇拜者投以轻蔑的一笑；而喜剧性人物在作品中对于深化主题所起的作用，也就十分清楚了。
鲁迅对庄子思想的批评也是从来就很尖锐的。《汉文学史纲要》说：“故自史迁以来，均谓周（庄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不遣是非’，‘外死生’，‘无终始’，胥此意也。”由于庄子的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得相当精致，他的文章又“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汉文学史纲要·老庄》。，因此历来的社会影响都很大；鲁迅就说过“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有着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的鲁迅，对庄子的相对主义的“无是非观”最为反感，曾在许多文章中予以批判。他斥责有些文坛悲观论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就在1935年，他一连写了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文章，主旨即在明是非之辨，批判“混淆黑白”的相对主义。他指出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难以永远实行的”，“就是庄子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且介亭杂文二集·文人相轻》。这些文章说明鲁迅在30年代批判庄子的无是非观是有强烈的时代原因和现实针对性的，同时他也看到了庄子本身在言行上就存在着矛盾；于是为了“刨祖坟”，他写了《起死》，使庄子在极端矛盾的处境中显出狼狈相，揭示了他的相对主义哲学的为统治者服务的本质。
《起死》主要取材于《庄子·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