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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研究的系统，便会发现它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鲁迅小说都有可能发生一些障碍。例如，按照这个研究系统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后十年间用大量的鲜血换来的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规律的认识，似乎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艺术表现，这不能不相对降低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与此同时，它反转来又不利于对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深刻社会意义的分析及其独立价值的评价，因为仅从这个角度衡量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的意义，其任何对中国政治革命规律的忽视都会降低它们的思想性的高度，而当毛泽东同志早已对这些规律做出了更明确、更完整、更精当的理论归纳之后，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也便不存在任何意义了，剩下的只能是“艺术”、“技巧”和“手法”，思想的探讨就此止步。这方面的弊病发生在这个研究系统的方法论上，因为它主要不是从《呐喊》和《彷徨》的独特个性出发，不是从研究这个个性与其他事物的多方面的本质联系中探讨它的思想意义，而是以另外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立思想体系去规范这个独立的个性，这样，这个个性体必然以另一个个性体为标准、为极限，前者的意义是以符合后者的现成结论的程度被标示出来的。这种研究方法只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极大地提高这个个性体的意义而使它达到与后者相等的地步，这样势必便以前者代替了后者，降低了后者的价值和意义，或者把这个个性体永远置于后者的包容之中，这样，这个个性体便势必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总之当《呐喊》、《彷徨》的这个研究系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发掘了它可能发掘出的思想内涵之后，我们若继续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在这个系统中，将不再有利于我们对《呐喊》和《彷徨》做更深入的研究。在这里，是一个整体的研究系统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局部的枝节问题，任何单从局部枝节问题着眼而想纠正这个研究系统所带来的弊病的做法，都可能使我们以一个错误的结论去代替另一个错误的结论。例如，近年来有些同志企图以鲁迅否认阿Q革命的结论来与原来鲁迅赞扬阿Q革命的结论相对立，这在局部研究中似乎也只能如此，但这个结论同样陷入了片面性。因而我觉得有必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呐喊》和《彷徨》的研究系统，以一个更完备的系统来代替现有的研究系统。这个研究系统不应当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具体规律的理论结论为纲，而应当以鲁迅在当时实际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纲；它应当在鲁迅主观创作意图和《呐喊》、《彷徨》客观社会意义的统一把握中，以前者为出发点，以后者为前者的自然延伸和必然归宿，较正确地描摹出《呐喊》和《彷徨》自身所存在着的思想图式；这个思想图式应当接受鲁迅前期思想实际状况的检验，并有利于矫正鲁迅前期思想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偏差；这个思想图式应当能够带动并组织起对《呐喊》和《彷徨》创作方法和艺术特征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说明如何由思想需要决定着它们的艺术需要，而艺术需要又如何满足着它们的思想需要。在方法论上，它不应以任何一个其他的个体去规范和要求这一个个体，不应让《呐喊》、《彷徨》的艺术表现简单地去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某个或某些现成的结论，而应严格从这个特殊的个体出发，寻找它与普遍、一般和绝对的主要联系和联系方式，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说明这种联系和联系方式的真理性。
文学研究是一个无限发展的链条，鲁迅小说的研究也将有长远的发展前途，任何一个研究系统都不可能是这个研究的终点，所以我们不以寻求终极性的真理为自己的职责，而只是为鲁迅小说的研究寻求一个更可靠的基础。所以，它的主要口号是：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创作意图！它的一些脱离开鲁迅当时明确意识到的内容的分析还需要直接建立在鲁迅意识到的内容的基础上，作为它的继续延伸和必然归宿而存在。它主要还停留在浅层次空间，但它却能为深层次的无限挖掘在浅层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盘，因为这个地盘是鲁迅当时实际活动过的主要地盘；它主要还是单侧面的，但它却能为多侧面的研究找到一个主导性的侧面，因为这曾是鲁迅当时所实际致力着的一个主要侧面。
本论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初步的尝试。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呐喊》《彷徨》综论（2）
二
《呐喊》和《彷徨》产生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高潮期，鲁迅那时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都是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史需要融合在一起的。那时他已经失望于辛亥革命那种脱离开中国社会意识变革的单纯政权变革，认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性质不变，任何政权的更替都不足以带来中国的真正进步。所以他的《呐喊》和《彷徨》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表现现实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问题在其中不是被直接反映出来的，而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中被折射出来的。中国的社会政治革命与中国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是相互联系而又彼此区别的两个概念，它们各有其独特的规律性，我们应当首先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出发分析和研究《呐喊》和《彷徨》。
辛亥革命发生于中国广泛的社会意识形态变革之前，它在革命中夺得的一切，又重新被封建地主阶级用思想上的优势重新夺了回去，结果只剩下了一个政权形式的空壳。《呐喊》和《彷徨》关于辛亥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艺术描写的实质，在于形象地表明了这个革命及其发动者如何掉在了封建意识形态的汪洋大海中并被它销蚀掉了一切实质性的内容，其指归在于表现深入进行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中国当时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任务却只有一个：破除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呐喊》、《彷徨》中没有反帝题材的作品，恰恰体现了中国当时社会思想革命的这个特点；作为政治革命斗争的反封建任务，是发动广大群众推翻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其斗争对象主要是地主阶级统治者。《呐喊》、《彷徨》描绘的重心不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是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束缚，它有力地讽刺和鞭挞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的残酷性、虚伪性和腐朽性，但这是作为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而被描写着的，一般说来，他们不是鲁迅描绘的重点。他所孜孜不倦地反复表现着的，是不觉悟的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这表明鲁迅始终不渝地关心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启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要对象；构成《呐喊》、《彷徨》中不觉悟人民群众形象的根本特征是作为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人与作为思想观念的人的不合理分离，思想意识的落后性不符合他们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其观念意识的本质是中国封建的传统观念，这导致了他们作为社会地位的人与作为思想力量的人的严重对立。当鲁迅把他们从具体的社会地位中抽象出来，仅仅作为思想力量的人加以表现时，他们便与其他阶层的人共同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封建社会的舆论力量。《呐喊》、《彷徨》对社会舆论力量的少有的重视，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鲁迅对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高度重视，而改变社会舆论的封建性质则是鲁迅致力的主要目标之一。
各个不平等社会都存在着政治的压迫、经济的剥削和思想的统治三种统治手段，它们总是交互为用，共同维护着统治阶级的统治，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作为维护这个社会的正常社会秩序的手段，其侧重面有所不同：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必须诉诸有形的桎梏和实际的锁链，道德伦理的控制只能发挥极其有限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统治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直接用经济手段控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