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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鲁迅把问题的症结提高到作家，艺术家世界观的高度加以论述。鲁迅向来认为：革命人做出来的东西，才会是革命文学。在本书341009致萧军信中也指出：“如果作者是一个战斗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而当世界观问题获得解决后，许多文学创作的具体问题（诸如：题材问题，典型化、民族化问题等等），也就不难在学习和艺术创作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了。
鲁迅“致左联人士”书，本书收入10封。需要特别声明如下三点：其一，是鲁迅是左翼文坛的旗手和主将。要了解他对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贡献，仅读这些信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读他的有关文集和译文。其二，是左联是在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盟主，以发扬“五四”文学传统、创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培育革命文艺队伍和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等方面，都有过辉煌成就的文艺社团。要全面了解左联，仅读鲁迅书信，甚至包括他的作品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研读更多左翼作家的论著，才可能获得较为全面的知识。其三，是鲁迅的这些信，内容均侧重谈左联的内部矛盾（诸如廖沫沙、田汉、周扬、徐懋庸等对他失敬以及他对他们的回击），颇多愤激之语。当然，在这些内部矛盾中，鲁迅依然是站在正确的方面，但也不可以左联人士一时一事的失误来代替他们对于新文艺运动的贡献。本书所选的这些致左联人士信，其意义和价值是旨在证明鲁迅在卅年代革命文艺运动队伍内部反倾向斗争中的坚定和正确，证明他无愧于是左翼文坛的主将和旗手。
大家知道，自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中共党内曾有过连续三次的“左”倾路线的发生，时间长达近10年之久。因此，在左联存在的近六年间，“左”的倾向和失误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已经反映在左联的某些决议和一些党员作家的言行中。因而，早在左联成立大会的讲演中，鲁迅就曾指出：“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这样，我们在本书所收311225致沙汀、艾芜的信中，可以看到，鲁迅对困扰他们的创作题材问题做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并指示：“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指表现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下层人物——作者注），动手来写”，是“不必趋时”，硬造什么“突变式的革命英雄”的。这分明是鲁迅对于左联某些决议所受苏联“拉普”理论影响的匡正。在321210致周扬信中，鲁迅对辱骂和恐吓的“左”倾幼稚病，给以批评。在330626致王志之信中，则指示应当争取和团结革命的“同路人”和“同路人作家”。在341114致袁牧之信和350207致曹靖华信中，他更反对“自己营垒中的战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自己。他甚至愤慨地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的战友们的这些失误，都是“左”的表现，“左”的错误。但到1935年8月，王明以党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之后，右的倾向便迅速抬头。于是，我们便看到，鲁迅在350912致胡风信中，表示了对于“元帅（指周扬）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的忧虑；在360502致徐懋庸信中，看到他对于左联“溃散”的不满；而在360806致徐懋庸的公开信中，更看到他对文艺界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论述。党的策略由反蒋转向逼蒋抗日，这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而鲁迅却在这紧急关头表现了比某些左联的共产党员更为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远见卓识，这说明他早在五年多之前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演，决不是无的放矢，同时，也说明他具有一种反倾向、抗大流的大智大勇。而恰在此时，向来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托派却致函鲁迅，意在拉拢。这恰如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所说：“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他并且严正声明：“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可见，鲁迅在晚年，批右倾，斥托派，全力捍卫党的正确路线，无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致社会各界人士”信，本书选收了十七封。这些书简虽然不像“致左联人士”，“致版画青年”那样集中和专化，但却更其丰富、广泛，因而也就更可以显示鲁迅的方方面面，更可以全面地看出他作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来。
在这些书信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鲁迅思想的变迁和起伏以及他对改革中国的看法。尽管他的思想变化和改革主张并不仅仅表现在这有限的信函之中，但这些信函却无疑是或多或少地表述了他的意见和看法的。
众所周知，鲁迅在辛亥革命后，由于国无常经，社会动乱，婚姻不幸，思想曾长期陷入苦闷。“五四”前后，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勃起而趋向昂奋，崛起呐喊。他在180820致许寿裳信中说：近来“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即是一证。“五四”后，由于国事的蜩螗和新文化阵营之分化，曾再度思想颓唐，彷徨苦闷，甚或有悲观绝望之想。这在260617致李秉中信中，分明可见，他常觉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有时“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其苦闷已经到了一种“细嚼黄连而不皱眉”的程度。这真可谓是欲生而无路，欲死而不能！但到20年代中期，一方面是他投身于女师大事件的剧烈斗争，另方面是许广平闯入了他的感情世界，他的心态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260617致李秉中信中，他说：“我近来忽然想活下去了”，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么颓唐”。诸如此类的话语，自然还多，但仅就这些只言片语，却也传导了鲁迅思想变化的信息，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鲁迅一生都在关注中国的改革。他对改革的论述，多见于他的杂文，但在书信中也有论及。在本书所收180820致许寿裳信中，因有感于近代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屈辱，他不无激愤地写道：“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傺而死。如此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这种思想，尽管打上了进化论思想的烙印，但坚信中国必会进步的信念却非常可贵。到后期，鲁迅的改革观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在350410致曹聚仁信中说：“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机想把它塞起来。”这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阐明了改革必须断然使用革命的手段，并指明了改革和反改革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显示了他获得唯物史观后思想的深刻和正确。
鲁迅“致社会各界人士”书，还反映了他对交友、读书、名利、结婚、生育等人生重大课题的主张和看法，具有广博的文化内涵。鲁迅主张交朋友要“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并且要“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这是说，只要朋友在政治大方向上不错，就不必计较“小节”。还要随时取其正确的“一段一节”，给予支持和合作，万不可日夜惦记着利害和恩怨。一些事实表明，鲁迅和郭沫若、茅盾的友谊似乎并不深笃，但他在本书360806致徐懋庸信中却说：“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就是极好的说明。正因为此，鲁迅的朋友才遍天下。不但许多外国友人同他频频通信，而且许多青年同他结成了忘年之交。此外，他还救助过许多共产党人。他不赞成青年只读他的书，指出须博览群书，才能吸取到“多方面的优点”（见360415致颜黎民信）。有青年就结婚的利弊和多子的困扰写信求教，他指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的修道士，即是前车。但染病，是万不可的……归根结蒂，只好结婚”（见280409致李秉中信）。婚后生子，亦属必然，“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至于多子，则“当行节育法也”。尽管鲁迅的只生一子和我们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