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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承认，鲁迅在这里对历史特质的总结是残酷的、血淋淋的：世界由“杀人”与“救人”两种现实复合而成，它们永远阴阳互补、并行不悖，且“救人”永远都只是“小补”，绝无旋转乾坤的力量，那么，“揭出病苦”呢？“改造国民性”呢？无可奈何的叹息里潜藏了鲁迅更为沉痛的思考。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鲁迅旧体诗新论（2）
综上所述，鲁迅旧体诗的社会批判已经远远超越了古典诗歌的层次。显而易见，这一成就首先得归功于“五四”的时代精神，归功于当时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够超越古典同题诗歌者也自然不限于鲁迅旧体诗，中国新文学中的旧体诗都各有其无可怀疑的现代性。但是，我依然认为，这类诗的“现代性”水平是参差不齐的，而能够进入鲁迅式的高远之境的就更是寥若晨星的了。不妨看柳亚子的《满江红·自题〈中国灭亡小史〉》：
遍地膻腥，何处是唐宫汉阙？叹底事，自由空气，无端销歇。秋草黄埋亡国恨，夕阳红染伤心血。倩巫阳招得国殇魂，肠千结。
华夷界，畸分析，奴隶痛，空悲戚。问何时唤起，中原豪杰？铁骑凭谁驰朔漠，铜驼见汝栖荆棘。看镜中如此好头颅，拼先掷！
无疑，我们很容易被这篇作品中忧愤悲壮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感染，对它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也肃然起敬。不过，掩卷细咂，我们又能隐约体味到在这位现代旧体诗大家的作品中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而正是这种历史性的因子排挤了类似鲁迅旧体诗的刚性的个体素质，并最终未能走出古典爱国主义“华夷之辨”的窠臼。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郭沫若反曹植诗意而作的《反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熟萁已灰。
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
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
曹丕兄弟相残，曹植被迫七步作诗。诗有怨气：“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当时热衷于“翻案”活动的郭沫若则完全反其意而为之，出语惊人：“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也就是说，兄弟之间，本该有这样的自我牺牲！不然，又怎么叫兄弟呢？单从郭诗与曹诗的比较来看，《反七步诗》的锐意创新是显而易见的。
无独有偶，鲁迅在1925年也有一首现代豆萁咏，诗名《替豆萁伸冤》：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
曹植说“豆在釜中泣”，鲁迅说“萁在釜下泣”，显然别具匠心。诗把豆萁的遭遇与当时的女师大事件联系了起来，以抨击杨荫榆等人对青年学生的迫害，这也是这首诗的“时代特征”。
但是，郭沫若与鲁迅的这两首“反七步诗”却显然并不是如一些同志所说的“各具匠心，各领风骚”，我认为，他们有着显著的思想层次的差别。准确地说，鲁迅根本无意“反”七步诗，曹植以豆的立场责问萁，鲁迅却没有以萁的立场反问豆，在鲁迅看来，一熟一燃，都是无辜的（只不过萁的悲剧性在过去被人忽视罢了），人生的不幸似乎并不在这类的骨肉相残、兄弟相煎，而在来自于上一层的恐怖势力：他们操纵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凭借固有的地势鱼肉弱小者——曹植说豆被萁侮，是不幸的，鲁迅又进一步补充道，萁同样难逃被另一重势力所利用所毁灭的命运。鲁迅并没有反拨曹植对个体生存的关注，他只是把这场生存的悲剧推向了一个更本质的层次，作出了更深刻的揭示。
郭沫若是真正的“反七步诗”，他完全否定了曹植那起码的对个体生命的珍惜之情，代之以一种相对抽象的“牺牲说”。“牺牲说”可能倒是现代的，但是如果“牺牲”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否定个体生存的基础上，则显然是危险的，也很容易与传统的忠孝仁义思想相混同。
同样是具有现代历史特征和社会性内涵的旧体诗，在鲁迅和其他现代诗人那里却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思想追求。除了各自不同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之外，我认为其根本的差异就在于，鲁迅在客观的社会批判、社会抒怀中贯穿了自己强烈的自我生存意志和生存欲望。在鲁迅看来，社会批判若不是为了个体生命的发展，那它就是毫无价值的。
摩罗诗力显示了它伟大的意义。
二
除了社会批判之外，鲁迅旧体诗的自我生存意识也有更直接的表现。可以这样认为，鲁迅强烈的文体感使得他的旧体诗与同一时期的杂文分工明确：就社会批判而言，显然以杂文更方便更游刃有余，而诗歌，尽管也可以包容一定的理性审判内涵，但它的理性审判却必须与主观的抒情或曰主体的自我呈现结合在一起，所以总的说来，诗歌终究要落实到自我这一基本轴线上来。鲁迅旧体诗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深刻而细腻地向我们呈现了这位现代思想先驱那复杂的心灵世界。
1912年7月，曾经是鲁迅同学、同事的范爱农溺水而亡。消息传来，给正失望于辛亥革命的鲁迅巨大的冲击。笃实孤傲的人终于不能容身于世，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从中，鲁迅仿佛照见了自身的境遇。范爱农之死导致了鲁迅独自踏上人生道路以来的第一次寂寞、孤独期。在这个时候，他写下了《哭范爱农》三章，既哭范爱农，也是对自我人生追求的返顾与前瞻。
其一曰：“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诗人在对范爱农人生遭遇的咏叹中，饱含着自己的几多酸甜苦辣。“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这难道不正是鲁迅的人格写照和人生体验么？
其二曰：“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冽水，能否涤愁肠？”显而易见，这就是范爱农与鲁迅共同栖身的生存环境。天下乌鸦一般黑，何处是光明？哪里是解脱？“独沉清冽水，能否涤愁肠？”然而，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氛围中，死就能够解决问题，获得安宁吗？诗人也有所怀疑 。
其三曰：“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犹茗，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从范爱农之死揣想自我的人生前程。举世茗，微醉者又奈若何！范爱农曾对鲁迅说：“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范爱农1912年3月27日致鲁迅。转引自铁理群《周作人传》；第168页。道出的是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放逐”的典型心态。范爱农“惟死而已”，鲁迅“等轻尘”，这都并无本质的差别。于是，在鲁迅沉痛的思索当中，“死”又有了另外的意义：对于一个热爱生命、反抗绝望的人而言，死固然不是有益的选择；不是真正的安宁之乡，但它却是别无选择的命运的归宿——或许，这场人生最大的无可奈何就在于此吧？
以上三个方面的确反映出了鲁迅旧体诗的基本心理走向。
不甘媚俗的孤傲和由此而生的孤寂是鲁迅旧体诗的基调。这里有彳亍独行的索寞：“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题《彷徨》）；有理想的渺茫：“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无题二首》31，06，14）；有凄冷的长夜：“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秋夜有感》）“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亥年残秋偶作》）；有燥热的早晨：“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红。”（《题人二首》）他笔下的湘灵也是：“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关于《湘灵歌》，历来众说纷纭，甚至到了几近荒谬的地步，而我以为，其义并不难解，就是借湘灵这一洁身自好的形象表达自身的人生态度、理想。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亥年残秋偶作》）只有进入到鲁迅那忧愤深广的内心世界，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那自嘲式的生存态度：有一个长时期“惯于长夜过春时”的社会，一位“挈妇将雏鬓有丝”的人终究能有多大的力量呢？如果说“铁屋子”的确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那么在最后的死灭之前，这位意外惊醒的人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