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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林语堂所说的语录体呢？他在《怎样做语录体文》中概括为两句话：“文言中不避俚语，白话中多放之乎”，并解释说：“大体上是文言，却用白话说法，心里头的文言，笔下却比古文自由得多，有白话尽管放进去也。”这也就是他常说的他所喜爱的“文言之白”。他竭力推崇明末文人尤其是袁中郎的小品和尺牍，称之为语录体的模范。他还颂扬曾被鲁迅称之为“道学先生悖慢淫毒心理的结晶”的《野叟曝言》，认为是“文言之白”的典范。
所以，林语堂提倡的语录体，是一种文中夹白的改良文言。虽然他的文章中也指斥“新文人白话之劣，正在不敢传入俗话口吻，……不敢将引车卖浆之口吻语法放进去。”但他是要在文言中放进俗话俚语，这和我们说的语言要大众化是两回事。
针对白话文的缺点，当时进步文化界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尽管大众语的提倡者在具体主张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的说来，它是要使语言更接近于大众，是一个前进的运动。林语堂是否定大众语的，他要以改良文言——语录来矫正白话的缺点，这对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无疑是一种倒退。他和“文言复兴”派的复兴旧式文言，其实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而已。
“五四”以来的文白之争，文言派理屈词穷，讲不出多少道理，他们就说文言高雅，白话浅陋，他们自己学问高深，而白话派不通文。鲁迅说：“对于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敌军，是就用古书作‘法宝’，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证明了反对者自己的不识字，不通文。”对于提倡语录体的林语堂等人，鲁迅也是采用了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很有效的战法，在《骂杀与捧杀》、《题未定草六》等文中，鲁迅揭露了这些提倡明人小品和语录的现代文人的标点错误，指出他们“对于自己所提倡的文章，也常常点着破句，‘短’得很”，打退了他们向白话文的进攻。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札记（4）
“自己的园地”
鲁迅在《四论“文人相轻”》中说：“但地方究竟是上海，一面大叫朋友，一面却要他悄悄的纳钱五块，买得‘自己的园地’，才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交道’，可也不见得就不会出现的。”这里，“自己的园地”是虚指，还是实有所指，如是实指，它又是怎样的一个刊物；“纳钱五块”又是怎么一回事。1958年版《鲁迅全集》没有注释。经查，“自己的园地”指的是《星火》杂志。
《星火》是1935年创刊的文艺月刊，编辑为苏汶、杨人、韩侍桁三人。苏汶是老牌“第三种人”；杨人原来是左联成员，1932年12月在《现代》二卷四期上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声称“我愿意作个‘第三种人’”，鼓吹“以为是‘第三种人’而愿意从事革命文学的作家和青年们，高揭我们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整齐队伍，开步走，前进，前进！”韩侍桁也曾参加左联，后自动脱离，杨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后，他撰文积极响应。这三个人，1935年又集合在一起，组织《星火》文艺社，编辑出版《星火》文艺月刊。所以，《星火》社就其主要成员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第三种人”的文艺团体，《星火》月刊是一个承接《现代》的“第三种人”的刊物。
为什么说“自己的园地”指的就是《星火》月刊呢？原来，《星火》社一开张，矛头就指向左联。在《星火》创刊号的《星火》社同人的“前致词”中，他们说：“我们看到，在目前这充满了黑暗的文坛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似的局面的文坛上，并不是每一个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都能得到他的应得的立足地。我们有创作的愿望，我们也都有发表的愿望，但是我们的作品是只配丢到编辑先生的字纸篓里去。……在这种文坛已经被垄断的情形下，每一个有点自爱心而不屑于钻营逢迎的文艺青年，想要不消极，不灰心，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有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刊物。”含沙射影，攻击左联垄断文坛。在《星火》发的一些文章中，也常不乏这一类文字。在《星火》第二期，杨人在“读者通讯”的“编者答语”中更明确地说：“我们并不拉拢成名作家的大作，……我们坚决地将《星火》作为无名作家自己的园地”，在同期的“编辑室谈话”中，他又喋喋不休地说：“第一，如今的文坛被成名作家割据着这一事实，是给证明了，第二，许许多多新进作家有作品而没有发表的园地，亦是给证明了。这使我们这《星火》作为新进作家自己的园地，更是抱了坚决的态度。”他们俨然以新进作家、无名作家的保护人自居，把《星火》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园地”，攻击所谓成名作家垄断文坛。这就是“自己的园地”的来历。
那么，“纳钱五块”，和《星火》有什么关系呢？《星火》的这种挑战，当然要受到反击。在1935年8月号《文学》五卷二期上，就发表了署名“扬”的《文艺自由的代价》一文。文章说：“海上滑头商人常有一手把戏，——征求职员，但应征者须缴‘押柜’若干元或入股若干元；‘押柜’或‘股款’缴进以后，你的职业到手了，而且那‘店’或‘公司’成为你‘自己的园地’了，……这把戏钻进文坛据说却是最近的事。据说是在学校中广开法门，凡有投资五元者就可以享受‘投稿而且被登出的权利’；这是那些聪明的先生们整天无中生有地谩骂人家口上提拔新作家而实际专拉老作家以后，‘别出心裁’的嘉惠青年文学者的一番深心。”“向来只听得有人抱怨，因为世有所谓批评家害得他们不能自由创作；现在好了，批评家早已被闷住了出不得声。向来又只听得有人诅咒着文坛上有人把持，以致作品不能自由发表；现在也好了，‘自由’有代价了——大洋五块。”
此文一发，苏汶、杨人等立即在《星火》第四期上以本社同人名义发表《警告文学编者傅东华》一文。一方面招认《文艺自由的代价》是对着《星火》他们一伙人的，一方面对傅东华进行了气势汹汹的责难和谩骂，用上了“恶毒的用心”、“‘滑头商人’型的市侩”、“统一文坛的卑劣的野心”、“下流的手段”、“酷毒的破坏”、“狰狞的市侩面目”、“文坛的秦始皇”等等字眼。但文章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星火》因为是自费出版的缘故，以前曾向社员征收按月三元（暂以三个月为限）的出版费，以作基金，这是事实。”随即又辩解说：“但是我们对于新社员的加入，向来就十分严格，既没有随便拉招，亦不曾公开征求，只以社员的友朋之志于文艺者为限。”而且“出钱的社员的稿件，如内容不佳，仍是不予登载”云云。虽然否认了社员纳钱五元，但也承认了按月向社员征收三元的事实。
苏汶、杨人的攻击左联，由来已久。1932年，苏汶就以“作者之群”的代表自居，攻击左翼文坛“霸占文学”，使得他们这些“第三种人”只好“搁笔”。在国民党对左翼文艺运动进行残酷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之际，他们却向左翼文坛要“创作自由”，为他们“第三种人”争地盘。杨人也在1932年的《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中说什么“无产阶级已经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所以他要“高揭我们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分庭抗礼。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曾对他们展开斗争，使得他们原形毕露。现在，他们改换招牌，打着“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的旗号，以“无名作家”、“新进作家”的保护人的面貌出现，继续攻击左翼文艺运动。因此，对《星火》的揭露斗争，实质上是1932年对“第三种人”斗争的继续。
苏汶、杨人这些人，在文坛上的名声已经很臭，他们除了造谣攻击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新鲜货色。因此，鲁迅对于他们，比较多的是采取顺笔一刺，剥露原形的战法，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引。又如，在《六论“文人相轻”》中，鲁迅在揭露文坛黑暗现象时，又顺手举例，以“有的卖穷和富，说这刊物是因为受了文阀文僚的排挤，自掏腰包，忍痛印出来的，所以又与众不同”，对他